被性騷擾的那些年

被性騷擾的那些年

2015年,日本的伊藤詩織小姐收到一位位高權重者的性侵犯,長達兩年的刑事訴訟以失敗告終,2017年,她開始走民事訴訟,終於在兩年後的2019年年底,贏得了訴訟,得到了330萬日元的賠償。而那位給首相寫自傳的著名記者,仍舊高枕無憂。爲了保護未來可能出現的和她一樣的受害者,爲了推動日本相關法律、制度、機構的改革,詩織小姐把自己暴露在公衆面前,受到了來自公衆的質疑,也把自己捲進了政治的漩渦。她妹妹不理解她的行爲,問她:爲什麼一定要姐姐去做這件事?我想是因爲,總要有人做這件事吧。

性侵,不僅包括強姦,還有任何違背個人意願的性騷擾。這種騷擾,日本社會,中國社會社會,很多國家都無處不在。只要我們問,就會發現身邊的很多朋友都經歷過,尤其是在童年和青少年的時候,而且就像那個70%的數據,大部分都是熟人作案。面對這些騷擾,我們感到不舒服,羞恥,可很少有人告訴我們,這是錯誤的行爲,這是犯罪。我們被性騷擾,可能是尊敬的師長所爲,可能是家裏面朝夕相處的親人,卻不能告訴父母,告訴任何其他人。直到思想比較開放的今天,女孩們聚在一起,纔開始小心翼翼揭開那些陳年的傷疤。那些不堪的記憶,清晰地映在我們每個人腦海裏。這些性騷擾帶來的巨大精神創傷,雖然被刻意壓抑在內心深處,可是我們從不曾忘記,我們仍舊常常被此折磨,十年,二十年……

小學四年級,我十一歲,在家鄉的一所小學的讀書。我的班主任陳老師,40歲左右,高高瘦瘦,一副儒雅書生的外貌。他有一雙骨節分明的手,最喜歡在自習課上,覆蓋上小女孩們沒有在寫字的左手。他總是輕輕的在你的手背上摩擦,一邊摸,一邊在你耳邊輕聲說:“你的手真軟,真白,真好看。”這些女孩子們的手,他摸過很多,最喜歡的,是我們班的a同學,我們都覺得a同學在這羣兩性未分化的學生羣裏,是最好看的女孩子。也在這一年,我發育了,四年級的我,笨拙地處理不好月經的事。每次例假,都小心翼翼,如坐鍼氈,心中既恐懼又羞恥。終於,這件事被同學們發現了,我最害怕的事情發生了。同學告訴了陳老師,從此以後,我收到了陳老師更多的“關心”和“照顧”。有一天自習課上,他在我的手上摸過一遍又一遍,對我說:“長大了啊”。對那一聲“長大”,我驚恐之極,也噁心之極。後來與親近的小學同學說起他,我們才意識到,我們從他那裏受到的,叫做性騷擾,從他那裏感受到的,叫做羞辱。

然後是高中,德高望重的教務長主任因爲猥褻女學生暫停職務。沒錯,是暫停,後來又回來了。其實在我的三年高中生涯中,並沒有由他任教,也沒有與他接觸的機會。只是每週一聽他通報上週犯錯的學生,覺得他雖然外表油膩,體型肥胖,但是平時行爲舉止和聲音還算溫柔和藹。在學校時,也曾聽到過一些關於他的流言,在辦公室鎖門和女學生單獨相處,在教室大屏幕放視頻不小心點開了AV等等。升上大學,以前的同學發來一張照片,正是這位教務主任坐在講臺上,旁邊站着一名女學生問問題,他的手就放在女生的臀部。隨後又有消息說,他在學校不見了蹤影,又過了半年多,他開始在學校出現云云。而我在後來返校時,確實曾看見過他。

這是我經歷過的兩起記憶深刻的性騷擾,雖然後一起不是在發生在自己身上,卻也是在我的身邊,日夜相處三年的地方。林奕含在《房思琪的初戀樂園》裏,描繪了一個對他進行性侵犯長達幾年的老師。而我的女性朋友們,也或多或少提到過來自她們老師的性騷擾。一個小女孩,每天會去哪裏呢?早上從家裏出發,在學校待上一整天,晚上被家人接回家。我們從兒童到成年的大部分時間是如此度過的,所以爲什麼性侵大多來自熟人作案,也就很清楚了。日本女孩爲什麼許多受到過電車癡漢的性騷擾?那是因爲她們每天要乘坐電車上下學和上下班,所以危險比我們又多了一重。

每天在家和學校之間來往,學校不安全,那家裏就很安全嗎?當然不。網上有很多關於家人性侵的案例,我說一個自己的。有一年夏天,大概是初中的時候,我在書房裏上網,大概是打紙牌類遊戲吧。我的某位同代家人來到了我身後,指導我出牌,說着說着,他的手就覆蓋上了我握鼠標的右手,他的頭也緊緊靠在了我的頭邊上。他想幹什麼,當然不是單純替我出牌,不過我終究沒有等下去,覺得難以忍受,就甩開他的走了。

這些事,我沒有和父母討論過,雖然很想。一來,從小的教育告訴我,“性”是一件羞恥的事情,不能放到檯面上來說,也就是我們所說的談性色變。二來,我怕說出來會影響家庭關係,內心有家庭破碎的恐懼,而且後來畢竟再也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情。儘管這些年來,他對我很好,也表現的小心翼翼,可是看到他的臉,我還是會湧現恐懼與憤怒。遇到這樣的事,你不要譴責別人,也不要自責自己不夠隱忍、寬容,誠實對待來自我們身體和內心深處的厭惡就好了。

伊藤詩織所追求的人權、法律、制度和社會機構的變革也好,別人惡意的揣度、猜測和造謠也好,男人控制不住的慾望發泄也好,性犯罪包括了許許多多的內容,過去發生的說不盡,未來的道路也還很長。那麼什麼是我切身能做的呢?

那就是對下一代的教育。我再也不願意,讓孩子在成長過程中,缺失了重要的性教育一環,社會不做,學校不做,那就自己來做。這關乎孩子的一生。我要告訴他/她,如果有人碰你的哪些地方,如果有人對你所做的身體接觸讓你感受到不舒服,你要說出來,至少回家說給爸爸媽媽聽。我要告訴他/她,什麼是正常,什麼是不正常,要誠實對待自己的所有感受。我要告訴他/她的還有很多,也許要跨過自己的心理障礙,也許要尋找更合適的方法,可我一定要告訴他/她。

那些已經積壓了一代又一代的憤怒,總有一天會如火山般爆發。

後記:看完伊藤詩織的書籍《黑箱》和紀錄片《日本之恥》,我心中的憤怒之氣一夜難平。我很愛看書,也很宅,總是嚮往歲月靜好的書齋日子,可是卻忽略了,外面的社會並不是歲月靜好。雖然憤怒,可是我感受到了和社會連接的美好感覺,即使這種感覺,是建立在一個令人失望的社會現象的基礎上。其實這幾年來,女性權利這個話題在東南亞地區日益普遍起來。去年一部日本電視劇《坡道上的家》和韓國女作家《82年生的金智英》大火,它們都講述了生活在21世紀的男權社會的女性,從小受到的不公正對待,尤其是全職媽媽在育兒時受到的來自社會、家庭、工作和精神上的多重壓力。女性的成長和生活是如此艱難,也許男性也是,我不是社會學家,也不是女權運動者,雖然感到於我心有慼慼,但是也沒有很好的意見和建議。說這麼多,只不過覺得,有些問題也許暫時無法解決,但當心中的這一部分從黑暗中找到出口,或者外面有光照進來,就是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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