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十年夏曆辛酉十月朔，餘紹宋先期乞假回衢，爲母親諸太夫人慶六十大壽。期間，龍游鄉紳張芬、吳際元、勞錦榮、汪宜鋅、徐士傑、陳熾昌、勞錫蓄、朱佩華等諸公聘書約餘紹宋爲修志總纂，祝康祺爲副纂。自此，餘紹宋以四年之功，成《龍游縣志》四十二卷。梁啓超先生曾評價餘之《龍游縣志》，有十長。梁先生說：“顧吾常以爲實齋以前無方誌，故舉凡舊志皆不足與越園書較。以越園書較實齋書，其所進則既若是矣。無實齋，則不能有越園，吾信之，越園宜亦伏焉。然有實齋，不可無越園，吾信之，實齋有知，當亦頷首於地下也。”梁先生將餘紹宋與清人章學誠相提並論，可見《龍游縣志》在方誌學的地位。
餘紹宋修志之願，先啓於曾祖餘恩鑅。餘紹宋幼時得曾祖厚愛，餘恩鑅“課餘必命習之，又恆舉昔賢童時故事相詔，且多及於鄉先達，若饒州之羅雞得金，若忠肅公之化龍枕鼓，時時言之，爾時熟聞，輒神往龍游故鄉也。”可以這麼說，餘紹宋的龍游故鄉之情源於曾祖教誨。且餘恩鑅曾重刻《康熙志》，此重刊本卷首有衢州知府劉國光的《序》及餘恩鑅的《重刊序》。若無此次重刊，餘紹宋重修《龍游縣志》亦無所藉。
餘紹宋修志也與父親餘慶椿有關。光緒二十年，餘慶椿掌教鳳梧書院。十三歲的餘紹宋隨父侍居鳳梧書院半年。餘紹宋“始得漸通故鄉俗語，漸知留心鄉幫故事”。當時餘紹宋常聽父親與人談起縣誌年久失修，擔心文獻散佚，屢次商討修志。餘紹宋不知其意，偷偷地問父親。父親告之：“方誌爲一縣寶書，功侔國史，其義甚詳，恨幼時無知，旋領即忘，今不能更舉其詞，負疚何極。”
四叔餘慶齡對餘紹宋修志之舉也有積極的影響。光緒二十九年，餘慶齡任鳳梧高等小學堂總理，餘紹宋在學堂任學長。餘慶齡亦曾議及修志，雖然事未成，但餘紹宋有感於中，“已思有以自效”。後來，餘紹宋“居恆讀書，遇有涉及縣事者輒筆記之，積久盈寸，而參互考校之餘，知康熙《志》所載殊多舛誤，遂成《舊志訂訛》，初未敢示人也。” 在修志之前，餘紹宋已撰有《舊志訂訛》。
還有一事對餘紹宋修志有重大影響。光緒三十一年（1905），餘紹宋遊學日本，縣裏資助二百金，經費即出自修志餘款。餘紹宋說：“爲數雖微，而私念今日地方以此款贈行，他日所以報之者別無他道，蓋至是而修志之遂決矣。”
而在修志之前，餘紹宋借司法部任職之便，“部中原儲方誌數百種，既得一一涉獵，復請於長官以部令補徵全國府、縣誌，又得三四百種，乃積平日討研究所得，又成《讀方誌札記》《舊志補遺》兩編。”如此看來，餘紹宋修志，準備得相當充分。
餘紹宋如此爽快應約修志，也有母親褚氏之功。初，餘紹宋擔心時任司法次長，事繁，並未當即應允。民國十年十一月一日，諸公再請，餘紹宋叩問母親。褚氏問：“汝其忘先人之志乎？”餘對之：“不敢忘！”餘紹宋退而再與諸公議，允之。又約定數事。如，需得一老成宿望者共圖之，衆人遂想到祝康祺先生。還有體例酌定後他人不得變更，所收事蹟截至宣統末年止，入民國後事不得闌入；又如，不應收之件不得以捐款等緣由要求收入等事，悉承諸鄉父老允許。餘紹宋還提出聲明不要報酬，衆人不許，他就聲明應得酬勞全部存儲，將來積有成數，供公益之用，決不進私囊。次日，餘紹宋又與鄭渭川談修志之事頗久。
餘紹宋此次乞假南歸爲母祝壽，以“春暉”名堂。原先日記所載之事名《餘廬日記》，而自民國十年十一月十四日，始改題爲《春暉堂日記》。
餘紹宋返京後，首次將開啓修志之事記在日記裏是民國十一年二月。二月十八日，他在《春暉堂日記》道：“閱章實齋《文史通義》第八卷，皆論修志事者，近日頗欲開手修《龍游縣志》，故一涉獵，其持論固有過激處，然甚有史識，謂志體壞於標題不得史法，標題壞於藝文不合史例，而藝文不合史例之原，則又因創修郡縣誌時，誤仿名山圖志之廣載詩文，誠爲爲探原不易之論，李愛伯日記中頗譏其非，未爲正論。夜與仲先商定《龍游縣志》編纂例，不依向來通例，亦不全用章說，姑志於此，他日尚須改訂也。”餘紹宋又將縣誌粗分目錄如下：
地理考：沿革，疆裏，山川，戶口中，風土。
食貨考：田賦，稅則，倉儲。
建置考：城郭，水利，廨舍，學校舍，郵傳，祠祀，公產附。
……
二月下旬，餘紹宋在日記中曾多次記錄點閱《龍游縣志》之事。
餘紹宋寓京修志，與龍游修志局諸公交流以書信方式爲主。如民國十一年五月十七日：“龍游修志局寄舊採訪稿來。”五月十九日：“附《龍游縣志》內信致子培。”
餘紹宋於修志之事，極爲上心。除參閱大量各地方誌外，於縣誌所載，逐一檢閱，十分嚴謹。如，民國十二年一月十七日：“夜檢閱採訪稿人物官師各冊，將撰著縣誌各表並列傳也。”十八日：“撰賀齊傳，正舊志之誤兩點，一齊爲太末長非建安十六年事，一後漢及吳均無威中郎官名。”十九日：“夜作縣誌職官表並訂下名宦傳三篇。”廿四日：“檢閱《浙江採進遺書總錄》，抄其要入志者七條。”廿五日：“編職官表到明代，訂焉舊志訛謬十數條。”二月廿六日：“夜續編職官表至明末。”“得劼丈書，以所擬《採訪員章程》見示，用意頗發，惜絕不似章程體載，因爲更定之並附入私見，頗費心思，因錄之如次。”他還將龍游修志局採訪員章程抄入《春暉堂日記》中。其中《採訪章程》規定，每月須責成各採訪員繳稿十五則。但因所採用大多不適用，於是又纂例定《採訪綱要》三十九條，詳細說明採訪之法，厲行採訪，所獲頗多。四月一日，餘紹宋又將前三日所擬採訪綱要全部修正定稿，並茲錄於日記中。
民國十二年後，餘紹宋與副纂祝康祺書信交流更爲頻繁，且書與祝康祺的信大多有編號，只是前三通信並未註明，第一通信約於民國十二年二月二日：“作書致祝劼老，別存稿。”有編號的自二月六日第四通開始：“作書復劼庵第四號，別存稿。”至民國一十四年十一月廿六日，已編至第二百五十五號。此後，他們的書信交流逐漸減少。直至民國十五年二月十八日結束：“發劼老二百六十一號，附去發單兩紙。”
後因直奉戰事，餘紹宋先是辭去司法次長，但仍擔任法律館顧問。民國十三年正月後，又辭去顧問之職，就更盡心全力修志。並於一、二月，成《氏族考》二卷；三月，成《建置考》一卷；四月，成《食貨考》一卷；五月，改定方君所草《地理沿革篇》，並補成《山川》《疆裏》《風俗》三篇爲一卷；六月，成《叢載》一卷；七月，成《通紀》一卷；八月，編成《掌故》八卷；九月，編成《文徵》四卷。至十一二月，稿已修改三四次。
餘紹宋修志間，也曾出現過一些狀況。民國十三年五月十七日，餘紹宋“得劼丈信，謂朱佩華在議場宣言修志無成績”，餘紹宋即作書責之。他在信中道：“修志爲一縣最大最要之事，足下前者亦曾與聞，不宜因與當局意見參差，而爲倒行逆施之計。明知足下斷不至此，然人言籍藉，不得不一貢其愚，深願足下顧全大局，好自爲之。”餘紹宋對此很是氣惱。關於此事，直至九月一日，吳際元還赴京來談，願調停朱佩華事。
當然，這點小插曲於修志而言並無阻礙。餘紹宋與修志局衆人一道，晨檢晚補，專致修志，即使有時身體不適，也從未中斷。在《藝文考》《職官表》《選舉表》《人物傳》脫稿後，先後印百餘冊，分發各採訪員及四鄉士紳，求其匡正。後又在編撰時，對舊《採記》有疑或未明者，一一查訪，計先後查詢事項共一千五百餘則。直至民國十四年四月，全部勒成定稿。
民國十四年五月底，餘紹宋回到故鄉龍游，此時，《龍游縣志》稿初成。民國十四年六月廿七日：“集同人開會，覈定通記一卷、地理考一卷。”二十八日：“覈定氏族、建置、食貨三考，更改處頗多，皆事實與訪稿不同者，此番幸歸來，不則非信史矣。”三十日：“覈定人物傳、烈女傳、叢載諸稿。”七月一日：“覈定掌故諸篇，內中公產一項尚須補查。”二日：“開議續志採訪事宜，自明日起，諸採訪員亦凾欲歸鄉也。”廿二日：“侵晨再召集諸訪員商量續志事宜。九時半由余與劼老出名請四鄉紳士之在城者，計張誦先、朱佩華、吳子培、陳熾昌、徐明倫、勞錫蕃、勞梅卿、蘇梅卿、璩孟白十人來局會議，續籌經費事，並議定北鄉義塾租款作爲修志預備金，略師章實齋縣誌科之說。衆贊可，乃也孟白入縣署與厪才言之。”七月廿三日晨，餘紹宋乘舟離開龍游，吳際元同行赴杭。
《龍游縣志》最後定稿於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縣誌後錄將付梓，檢視意未盡，更作千數百言補之。發王詒孫函，明知交通已斷，然不能不寄。”《龍游縣志》卷末有餘紹宋所撰後錄《前志源流及修志始末》。後錄結尾處，有感謝祝康祺等衆採訪員語。餘紹宋寫道：“是故今茲役脫，非祝先生主持，則採訪、經費兩端皆無所獲，紹宋雖勤，曷克償茲夙願？其爲勞於鄉里者固至大也。而以七十老翁，不憚千時來歸，力任勞怨，中更家庭變故、地方兵事，而卒不撓不挫，以竟厥功。其宏毅果敢之精神，尤足以昭示來許……”餘紹宋以這樣的方式表達對祝先生等諸君的感激之情。
十二月廿三日：“復黃震榮、陳久志，兩君皆來書索觀《龍游縣志》。”我們可判斷《龍游縣志》已付梓。
民國十五年（1926）一月六日：“致劼老二百五十六號，樣本寄齊。”此時，《龍游縣志》樣書已出。三月五日： “吳芷泉將南歸，託其帶新志五部到杭，一送夏定侯，一送浙江圖書館，一送鄭渭川，一送莫伯恆，一送葉左文，並各致一書。”《龍游縣志》終於正式出版。自開局至成書，此次修志共花費二萬一千元。
四年辛勞，一舉成名，餘紹宋之《龍游縣志》成方誌學經典之作。如今，此版《龍游縣志》早已是一卷難求。翻開書頁，撲面而來的不止有翰墨芬芳；字裏行間，更多的還有前賢做學問的專注和濃濃的桑梓之情。
2020年1月3日晚於舊縣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