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年夏历辛酉十月朔，余绍宋先期乞假回衢，为母亲诸太夫人庆六十大寿。期间，龙游乡绅张芬、吴际元、劳锦荣、汪宜锌、徐士杰、陈炽昌、劳锡蓄、朱佩华等诸公聘书约余绍宋为修志总纂，祝康祺为副纂。自此，余绍宋以四年之功，成《龙游县志》四十二卷。梁启超先生曾评价余之《龙游县志》，有十长。梁先生说：“顾吾常以为实斋以前无方志，故举凡旧志皆不足与越园书较。以越园书较实斋书，其所进则既若是矣。无实斋，则不能有越园，吾信之，越园宜亦伏焉。然有实斋，不可无越园，吾信之，实斋有知，当亦颔首于地下也。”梁先生将余绍宋与清人章学诚相提并论，可见《龙游县志》在方志学的地位。
余绍宋修志之愿，先启于曾祖余恩鑅。余绍宋幼时得曾祖厚爱，余恩鑅“课余必命习之，又恒举昔贤童时故事相诏，且多及于乡先达，若饶州之罗鸡得金，若忠肃公之化龙枕鼓，时时言之，尔时熟闻，辄神往龙游故乡也。”可以这么说，余绍宋的龙游故乡之情源于曾祖教诲。且余恩鑅曾重刻《康熙志》，此重刊本卷首有衢州知府刘国光的《序》及余恩鑅的《重刊序》。若无此次重刊，余绍宋重修《龙游县志》亦无所藉。
余绍宋修志也与父亲余庆椿有关。光绪二十年，余庆椿掌教凤梧书院。十三岁的余绍宋随父侍居凤梧书院半年。余绍宋“始得渐通故乡俗语，渐知留心乡帮故事”。当时余绍宋常听父亲与人谈起县志年久失修，担心文献散佚，屡次商讨修志。余绍宋不知其意，偷偷地问父亲。父亲告之：“方志为一县宝书，功侔国史，其义甚详，恨幼时无知，旋领即忘，今不能更举其词，负疚何极。”
四叔余庆龄对余绍宋修志之举也有积极的影响。光绪二十九年，余庆龄任凤梧高等小学堂总理，余绍宋在学堂任学长。余庆龄亦曾议及修志，虽然事未成，但余绍宋有感于中，“已思有以自效”。后来，余绍宋“居恒读书，遇有涉及县事者辄笔记之，积久盈寸，而参互考校之余，知康熙《志》所载殊多舛误，遂成《旧志订讹》，初未敢示人也。” 在修志之前，余绍宋已撰有《旧志订讹》。
还有一事对余绍宋修志有重大影响。光绪三十一年（1905），余绍宋游学日本，县里资助二百金，经费即出自修志余款。余绍宋说：“为数虽微，而私念今日地方以此款赠行，他日所以报之者别无他道，盖至是而修志之遂决矣。”
而在修志之前，余绍宋借司法部任职之便，“部中原储方志数百种，既得一一涉猎，复请于长官以部令补征全国府、县志，又得三四百种，乃积平日讨研究所得，又成《读方志札记》《旧志补遗》两编。”如此看来，余绍宋修志，准备得相当充分。
余绍宋如此爽快应约修志，也有母亲褚氏之功。初，余绍宋担心时任司法次长，事繁，并未当即应允。民国十年十一月一日，诸公再请，余绍宋叩问母亲。褚氏问：“汝其忘先人之志乎？”余对之：“不敢忘！”余绍宋退而再与诸公议，允之。又约定数事。如，需得一老成宿望者共图之，众人遂想到祝康祺先生。还有体例酌定后他人不得变更，所收事迹截至宣统末年止，入民国后事不得阑入；又如，不应收之件不得以捐款等缘由要求收入等事，悉承诸乡父老允许。余绍宋还提出声明不要报酬，众人不许，他就声明应得酬劳全部存储，将来积有成数，供公益之用，决不进私囊。次日，余绍宋又与郑渭川谈修志之事颇久。
余绍宋此次乞假南归为母祝寿，以“春晖”名堂。原先日记所载之事名《余庐日记》，而自民国十年十一月十四日，始改题为《春晖堂日记》。
余绍宋返京后，首次将开启修志之事记在日记里是民国十一年二月。二月十八日，他在《春晖堂日记》道：“阅章实斋《文史通义》第八卷，皆论修志事者，近日颇欲开手修《龙游县志》，故一涉猎，其持论固有过激处，然甚有史识，谓志体坏于标题不得史法，标题坏于艺文不合史例，而艺文不合史例之原，则又因创修郡县志时，误仿名山图志之广载诗文，诚为为探原不易之论，李爱伯日记中颇讥其非，未为正论。夜与仲先商定《龙游县志》编纂例，不依向来通例，亦不全用章说，姑志于此，他日尚须改订也。”余绍宋又将县志粗分目录如下：
地理考：沿革，疆里，山川，户口中，风土。
食货考：田赋，税则，仓储。
建置考：城郭，水利，廨舍，学校舍，邮传，祠祀，公产附。
……
二月下旬，余绍宋在日记中曾多次记录点阅《龙游县志》之事。
余绍宋寓京修志，与龙游修志局诸公交流以书信方式为主。如民国十一年五月十七日：“龙游修志局寄旧采访稿来。”五月十九日：“附《龙游县志》内信致子培。”
余绍宋于修志之事，极为上心。除参阅大量各地方志外，于县志所载，逐一检阅，十分严谨。如，民国十二年一月十七日：“夜检阅采访稿人物官师各册，将撰著县志各表并列传也。”十八日：“撰贺齐传，正旧志之误两点，一齐为太末长非建安十六年事，一后汉及吴均无威中郎官名。”十九日：“夜作县志职官表并订下名宦传三篇。”廿四日：“检阅《浙江采进遗书总录》，抄其要入志者七条。”廿五日：“编职官表到明代，订焉旧志讹谬十数条。”二月廿六日：“夜续编职官表至明末。”“得劼丈书，以所拟《采访员章程》见示，用意颇发，惜绝不似章程体载，因为更定之并附入私见，颇费心思，因录之如次。”他还将龙游修志局采访员章程抄入《春晖堂日记》中。其中《采访章程》规定，每月须责成各采访员缴稿十五则。但因所采用大多不适用，于是又纂例定《采访纲要》三十九条，详细说明采访之法，厉行采访，所获颇多。四月一日，余绍宋又将前三日所拟采访纲要全部修正定稿，并兹录于日记中。
民国十二年后，余绍宋与副纂祝康祺书信交流更为频繁，且书与祝康祺的信大多有编号，只是前三通信并未注明，第一通信约于民国十二年二月二日：“作书致祝劼老，别存稿。”有编号的自二月六日第四通开始：“作书复劼庵第四号，别存稿。”至民国一十四年十一月廿六日，已编至第二百五十五号。此后，他们的书信交流逐渐减少。直至民国十五年二月十八日结束：“发劼老二百六十一号，附去发单两纸。”
后因直奉战事，余绍宋先是辞去司法次长，但仍担任法律馆顾问。民国十三年正月后，又辞去顾问之职，就更尽心全力修志。并于一、二月，成《氏族考》二卷；三月，成《建置考》一卷；四月，成《食货考》一卷；五月，改定方君所草《地理沿革篇》，并补成《山川》《疆里》《风俗》三篇为一卷；六月，成《丛载》一卷；七月，成《通纪》一卷；八月，编成《掌故》八卷；九月，编成《文征》四卷。至十一二月，稿已修改三四次。
余绍宋修志间，也曾出现过一些状况。民国十三年五月十七日，余绍宋“得劼丈信，谓朱佩华在议场宣言修志无成绩”，余绍宋即作书责之。他在信中道：“修志为一县最大最要之事，足下前者亦曾与闻，不宜因与当局意见参差，而为倒行逆施之计。明知足下断不至此，然人言籍藉，不得不一贡其愚，深愿足下顾全大局，好自为之。”余绍宋对此很是气恼。关于此事，直至九月一日，吴际元还赴京来谈，愿调停朱佩华事。
当然，这点小插曲于修志而言并无阻碍。余绍宋与修志局众人一道，晨检晚补，专致修志，即使有时身体不适，也从未中断。在《艺文考》《职官表》《选举表》《人物传》脱稿后，先后印百余册，分发各采访员及四乡士绅，求其匡正。后又在编撰时，对旧《采记》有疑或未明者，一一查访，计先后查询事项共一千五百余则。直至民国十四年四月，全部勒成定稿。
民国十四年五月底，余绍宋回到故乡龙游，此时，《龙游县志》稿初成。民国十四年六月廿七日：“集同人开会，核定通记一卷、地理考一卷。”二十八日：“核定氏族、建置、食货三考，更改处颇多，皆事实与访稿不同者，此番幸归来，不则非信史矣。”三十日：“核定人物传、烈女传、丛载诸稿。”七月一日：“核定掌故诸篇，内中公产一项尚须补查。”二日：“开议续志采访事宜，自明日起，诸采访员亦凾欲归乡也。”廿二日：“侵晨再召集诸访员商量续志事宜。九时半由余与劼老出名请四乡绅士之在城者，计张诵先、朱佩华、吴子培、陈炽昌、徐明伦、劳锡蕃、劳梅卿、苏梅卿、璩孟白十人来局会议，续筹经费事，并议定北乡义塾租款作为修志预备金，略师章实斋县志科之说。众赞可，乃也孟白入县署与厪才言之。”七月廿三日晨，余绍宋乘舟离开龙游，吴际元同行赴杭。
《龙游县志》最后定稿于民国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县志后录将付梓，检视意未尽，更作千数百言补之。发王诒孙函，明知交通已断，然不能不寄。”《龙游县志》卷末有余绍宋所撰后录《前志源流及修志始末》。后录结尾处，有感谢祝康祺等众采访员语。余绍宋写道：“是故今兹役脱，非祝先生主持，则采访、经费两端皆无所获，绍宋虽勤，曷克偿兹夙愿？其为劳于乡里者固至大也。而以七十老翁，不惮千时来归，力任劳怨，中更家庭变故、地方兵事，而卒不挠不挫，以竟厥功。其宏毅果敢之精神，尤足以昭示来许……”余绍宋以这样的方式表达对祝先生等诸君的感激之情。
十二月廿三日：“复黄震荣、陈久志，两君皆来书索观《龙游县志》。”我们可判断《龙游县志》已付梓。
民国十五年（1926）一月六日：“致劼老二百五十六号，样本寄齐。”此时，《龙游县志》样书已出。三月五日： “吴芷泉将南归，托其带新志五部到杭，一送夏定侯，一送浙江图书馆，一送郑渭川，一送莫伯恒，一送叶左文，并各致一书。”《龙游县志》终于正式出版。自开局至成书，此次修志共花费二万一千元。
四年辛劳，一举成名，余绍宋之《龙游县志》成方志学经典之作。如今，此版《龙游县志》早已是一卷难求。翻开书页，扑面而来的不止有翰墨芬芳；字里行间，更多的还有前贤做学问的专注和浓浓的桑梓之情。
2020年1月3日晚于旧县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