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中国医疗界黑幕－－550万天价医疗费深度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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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的医疗事业来说，2005年年底很可能会成为一段具有重要意义的日子——一起“550万天价医疗费”事件，终于将讨论多年的医疗乱收费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一位恶性淋巴瘤患者因化疗引起全身多脏器衰竭，住进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以下简称哈医大二院)，67天后去世。家属为此付出的代价是550万元医疗费。
目前，“天价医疗费”一事已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曝光多日后，该事件有哪些新的进展？透过此事的前前后后，我们又该怎样看待它所反映出来的种种问题。对此，本报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卫生部展开调查
事件发生后，从卫生部的工作人员处得知，卫生部已派出专家调查组赴哈医大二院展开调查。
据中新社报道，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表示，卫生部领导对这一事件高度重视，得知此事后立即责成有关部门抽调包括临床、药事、检验、护理、物价等方面的专家共23人，组成联合调查组进驻哈医大二院，分纪检监察、医疗护理、财务物价三部分开展调查。目前，调查组已经初步认定该院内部管理混乱，在翁文辉（此次事件中去世的患者）的治疗过程中存在严重的过度医疗服务，包括过度检查、过度用药等。另有报道指出，调查组发现实际情况比央视公布的情况还严重，主要表现在重症监护室（ICU）管理混乱；相关科室(主要是血库)与ICU在用药量上可能协同作假；存在自购药问题，信息中心可能造假。同时，还要调查检验科是否存在违规打包收费，是否串通造假。
但是，哈尔滨医科大学的一位校领导表示，现在调查正在进行，“我们还不能对此事发表看法”，“一切以卫生部调查组的调查结果为准”。哈医大二院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不能接受采访，只是说医院的几位主要领导已参与到此次事件的调查工作中。
哈医大二院门诊量未受影响
随着事件影响的扩大，“哈医大二院账户被冻结，发不出工资”、“门可罗雀”、“翁文辉一家是高官亲戚”等传言开始出现。12月5日、6日，本报记者到哈医大二院的第一住院部、外科楼等处进行了探访，发现就诊的患者仍然很多。医院宣传科科长李华虹表示：“我们的工资、奖金照发，不存在账户被封的事情。目前医院的门诊流量跟以前持平，没什么不一样。”从医院方面记者还获知，ICU主任于玲范目前已停止工作，正在按要求提供原始数据资料，以配合调查组调查。
12月7日，据《中国青年报》等媒体报道，翁文辉的大儿子翁强再次向媒体公布了医嘱上使用假签名、公章形状不一、药品使用和收取不符以及自购医疗设备去向不明等证据。他这样告诉本报记者：“我不是为钱，我要的是真相。我有确凿证据证明我的质疑，我现在对媒体公布的证据，只是冰山一角。”
当事医生提出三大疑点
在媒体纷纷对“天价医疗费”事件进行报道时，最先站出来说明实情的翁文辉的主治医师王雪原一度失去了消息，本报记者尝试联系他也没能成功。不过，最近他还是接受了新华社的采访，再次叙述了67天里看到的种种现象：
一、ICU主任于玲范多次让其他医生冒用王雪原的名字下医嘱。翁文辉家属购买的药品无人监管，曾经丢失。就这两方面的问题，王雪原专门提醒过于玲范，但后者却置之不理。
二、7月31日，科里开会，于玲范表示对翁文辉的病历不太满意，让大家大规模修改病程记录单、医嘱单。王雪原当时没有按她的要求执行。8月5日，于玲范找到他，说病程记录不合格，必须重写。王雪原发现，新的病程记录上已留好了空格，内容也限制好了。
三、8月6日翁文辉去世后，医院应家属要求成立了调查组，王雪原参与了查账，发现许多账单与医嘱对不上。护士领药也是隔几天多领，隔几天正常领，再隔几天多领。
王雪原表示，哪怕花的不是500多万元，而是5万元，如果让他说出事实，他也会答应的。因为“这是一个医生的医德问题，一个人做人的底线问题。”
全国关注医疗乱收费
在“550万医疗费”事件引起全国关注的同时，一个新的讨论焦点逐渐形成：医疗乱收费为何愈演愈烈？如果说此次事件是一个特例，那么，12月1日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一则新闻看上去更像随时可能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新疆乌鲁木齐市的打工夫妇林晓和周洁到某大医院进行了14次产前检查，5000多元积蓄花到只剩1000多元，最后被迫到黑诊所生产，结果孩子生下来就没了呼吸。而他们在大医院做的40多项检查中，有一半都是重复的，血常规、尿常规、肝功能、艾滋病等项目每次都查。
除了这些个体事件，去年，国家审计署调查发现，卫生部所属的10家北京大医院违规收费达1190万元。今年以来，北京、贵州以及河北、山东、浙江的一些地市纷纷将整治医疗乱收费作为年度工作重点来抓。12月4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张平在全国物价局长会议上指出，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配合有关部门制止医疗服务中存在的大处方、乱检查、乱收费等行为。
医疗费收取为何这么乱？《中国青年报》针对“550万医疗费”事件发表评论文章指出：公立医院垄断经营正是形成这种局面的最根本原因。
有效监管最关键
周子君是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医疗收费之所以“乱”，一方面是医院本身管理存在问题，另一方面是政府和社会监管机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医院是一个经营单位，“趋利”是必然的，问题在于要对其进行有效监管。现行体制中虽然有对国有医院进行监管的职能，但由于“管办不分”，使得实际监管效果大打折扣。另外，政府的监管方法也有待完善。比如对医疗收费进行监督的首先是医院本身（此次天价医疗费事件就是这样），而卫生行政部门又没有有效的日常监管和患者投诉制度。北京市卫生局近期出台的医疗乱收费整治办法引来不少质疑，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依然遵循了先自查，再根据自查结果进行抽查的步骤。周教授表示，这样做难以取得有效的监管效果，其公正性也会遭受质疑。
造成医院乱收费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垄断。据卫生部2003年的资料统计：全国国有医院占医院总数的96%。也就是说，在过去20年的医疗改革中，国有医疗机构的垄断地位一直没有改变。周教授告诉记者，垄断使得一些国有医疗机构利用其垄断优势侵害患者利益。同时，由于垄断，一些国有医院的医生不注重医患沟通，患者只能接受医生愿意告知的信息；有些医生受经济利益驱动，还会诱导患者接受过度医疗。周教授认为，打破国有医院垄断，多一些社会创办的医疗机构，给患者更多的选择，有助于让医院向着价格合理、服务优良的方向改进。
必须改变国有医院的趋利性
周子君教授告诉记者，要解决国有医疗机构乱收费的问题，需要从根本上改变其“趋利性”。国有医院应该是政府实行预算制管理的机构，医院的基础建设、设备采购、人员经费等开支主要靠政府财政支付。但实际上，我们现在的绝大部分医院除了医院资产属于国有之外，都是靠自己解决生存问题，因此出现一些医院为了追求经济效益乱收医疗费的现象。当然，就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来看，国有医院都由政府负担也是不现实的，但是政府可以承担一部分特定医院的费用，如为低收入人群、传染病患者开设的医院，在这类医院可以实行低收费政策。
另一方面，政府应该逐步改革付费模式，将现行的按项目付费改为按疾病种类的预付制，如一个阑尾手术，政府定价2000元，患者不再出其他的钱。实行这种付费模式，可以有效减少医院和医务人员提供过度医疗服务的可能，同时督促医院用最简单有效的办法达到治疗的目的，从而节约医疗资源。目前，美国、澳大利亚、法国和加拿大等国都实行了预付制。当然，如果要实行预付制，就必须对医疗质量实行严格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