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事有難易乎？爲之，則難者亦易矣；不爲，則易者亦難矣。人之爲學有難易乎？學之，則難者亦易矣；不學，則易者亦難矣。
吾資之昏，不逮人也；吾材之庸，不逮人也；旦旦而學之，久而不怠焉，迄乎成，而亦不知其昏與庸也。吾資之聰，倍人也；吾材之敏，倍人也；屏棄而不用，其與昏與庸無以異也。聖人之道，卒於魯也傳之。然則昏庸聰敏之用，豈有常哉！
蜀之鄙，有二僧：其一貧，其一富。貧者語於富者曰："吾欲之南海，何如？"
富者曰："子何恃而往？"
曰："吾一瓶一鉢足矣。"
富者曰："吾數年來欲買舟而下，猶未能也，子何恃而往！"
越明年，貧者自南海還，以告富者 。富者有慚色。
西蜀之去南海，不知幾千裏也，僧富者不能至而貧者至焉，人之立志，顧不如蜀鄙之僧哉？
是故聰與敏，可恃而不可恃也；自恃其聰與敏而不學者，自敗者也。昏與庸，可限而不可限也；不自限其昏與庸而力學不倦者，自力者也。
作者簡介:
彭端淑
彭端淑（約1699一約1779年），字樂齋，號儀一，四川丹棱人。他是清代四川的著名文學家，與李調元、張問陶並稱清代四川三才子。
彭端淑從小聰慧穎異，十歲即能文。他與弟彭肇誅、彭遵泅於紫雲山下“相爲師友”，同窗苦讀達六年之久。他後來的成就並不是靠先天的才氣，而主要是得力於後天的踏實勤學。他曾寫過一篇著名的散文《爲學一首示子侄》，說四川有一窮一富兩個和尚，窮和尚對富和尚說：“我想到南海朝聖。”富和尚問：“你憑什麼前去？”窮和尚回答說：“我帶一瓶一鉢就夠了。”富和尚說：“幾年來我想僱船去，還未能實現呢，你憑什麼去得了！”第二年，窮和尚從南海回來，去告訴富和尚。富和尚深感慚愧。這個故事，生動扼要地論述了做任何事情其難與易、主觀與客觀之間有着辯證的關係，特別強調它們是可以轉化的，轉化的條件就是人們主觀上刻苦努力、頑強奮鬥的精神。彭端淑正是從立志苦行的僧人那裏，敏悟到具有普遍性的道理。從而工苦力學。他說：“天下事有難易乎？爲之，則難者亦易矣；不爲，則易者亦難矣。人之爲學有難易乎？學之，則難者亦易矣；不學，則易者亦難矣。”
雍正四年（1726年），彭端淑考中舉人；雍正十一年又考中進士，進入仕途，任吏部主事，遷本部員外郎、郎中。乾隆十二年（1747年），彭端淑充順天（今北京）鄉試同考官。乾隆二十年出任廣東肇羅道署察史。當時的肇羅道爲“三江要口．五州之屏藩重地”，可見朝廷對他的器重和信任。他一到任，即以“清植’，二字自勵，於是上行下效，吏民稱便。他身爲朝廷命官 節制重鎮．但出行議事，巡視察訪，卻輕衣減從，杜絕了那種前呼後擁、鳴鑼清道的排場；並嚴禁“迎送饋” 違者嚴懲，深爲“吏民稱歌”。特別是對那些才識具茂之士，他更親自考覈，不拘一格地量才錄用，“成就甚衆”；而對於民事糾紛，刑律訴訟，則“務更正，使之相安”。由於他比較能廣接視聽，瞭解民瘼，依據案情，權衡事理，循律論斷，旬月之間便弄清了肇羅道所屬州縣陳積老案三千餘件，由是聲威大振，朝廷大吏“深相倚重”。彭端淑在廣東做官約六七年光景，這是他一生仕途生活中最爲顯赫的時期。
彭端淑在爲官期間，雖力求進取，決心興利除弊，上報朝廷，下慰民望，不願碌碌終此一生。但是，當時的清王朝已進。人極爲興盛的乾隆時代，經濟文化也出現了相當繁榮的興旺景象，而階級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統治階級內部的鬥爭也日益尖銳複雜了起來。彭端淑在多年的爲官生涯中，看到了清王朝表面繁榮下面民生維艱的社會現實，官場中的明爭暗鬥，最高統治者的好大喜功，因而內心逐漸滋生了一種憤懣和惆悵之情，消極避世的隱追思想也逐漸地發展了起來。他在一次監督運送大十去粵西的歸途中，失足落水，雖倖免於死，但卻認爲這是大難即將臨頭的預兆。他仰天長嘆：“人於宦途不滿意，輒以咎人，此誰擠之者！今不葬魚腹，天於我厚矣，復何望焉。”即由廣東辭官歸蜀。
歸蜀後，彭端淑便在成都錦江書院“以實學課土”擔任主教，開始了他一生中作育人才的教學生涯。錦江書院是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由四川按察使劉德芳在成都原文翁石室遺址上建立的省立最高學府。學員選自省內秀才以上人員，學員學費、生活費由清政府撥給該院的學田供給，在院學生有兩百人左右的規模，著名學者李調元曾是該院學生。彭端淑主錦江書院講席之後，以他廣博的學識，竭盡他晚年的全力於教書育人。此時，他對宦海仕途生活極爲厭倦，甚至悔恨自己過去熱衷什途力爭功名是誤落塵網，陷入歧途。他在《寄仲尹》這首詩中說：“‘疲驢消日月，薄宦久；”‘脫羈地，鴻雁遊海天。”直到老死，彭端淑把他一生中的最後約二十年時間，全部貢獻給了四川的文化教育事業。他在《戊戌草·寒食》一詩中有明確的記載：“錦江棲遲二十年，每逢寒食一清然。”這對他講席書院的時間和心境都作了生動形象的描述。
彭端淑一生苦工詩文，他一直堅持“詩學漢。魏，文學左、史，皆詣極精微”。但在文學道路上，他卻是有一番曲折經歷的。他在《白鶴堂晚年自訂詩稿》的序中說：“餘一生精力盡於制義，四十爲古文，五載成集，近五十始爲詩，已二十五年矣。”“制義’即人股文。可見，彭端淑在五十歲以前，主要是致力於八股和古文。儘管他在古文方面“學之可爲至篤”，然而在清廷專制統治和“文字獄”的壓力下，他是不敢也不可能“妄有所作”的；而束縛思想的八股文也妨礙了他在文學上的發展。直到近五十歲時，他的一些作品才表現出激越奮進。深沉穩健的傾向，給人以鼓舞和教益。
爲官時的經歷使彭端淑對民生維艱的社會現實有深刻的體會，因而在他的詩中對廣大貧苦農民寄予了滿腔的同情。每當荒年歉收，饑民無衣無食，他總是憂心如焚。他在《夏鎮》一詩中憤憤地寫道：“粟米貴如珠，頓年遭水浸。男婦多鳩形，魚蝦實爲命。”在《七月十六日》一詩中又對長年勤勞耕作的貧苦農民寄予了“憂早幾經旬，農夫心獨苦’的深情讚歎！
彭端淑寫景的詩很有情味。如記錦江春色的《清明》：“步出郭西行，驚心節復更。花殘寒食雨，春老杜鵑聲。薺麥村村秀，新煙處處生。錦城風物好，無那故鄉情。’如果不是春大到成都郊外走上幾趟，如此有情味的詩情是怎麼也體會不到的。
彭端淑一生著述較多，可惜不少已經散佚。他與其弟彭肇殊、彭遵泅曾共性於京師，俱以文知名於當時，一時有“丹棱三彭”之稱。當然，在“三彭”中，以彭端淑最爲著名，影響 也最大。有《白鶴堂文集》、《雪夜詩談》、《晚年詩稿》等傳世。
彭端淑活了八十一歲，死後葬於彭山縣公義場羅家山，至今尚有墳臺遺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