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過代老師《當歐文·亞隆遇見弗蘭克爾：一個人最難修通的是自己的自戀》之後非常的感動和震撼。
最感動我的是這種龐大的寫作框架，大師遇到大師，感動之餘剩下的都是震撼。心理學說，我的世界裏沒有別人，讀別人也是在讀自己。我的敘事方式是卿卿我我的強迫性重複的小我方式，我很少能夠完全的走進別人的世界，更別說是大師了。這是非常震撼我的一個視角，可是也是我一直在尋找的勇敢和無畏。
從這個層面來講，敢於寫大師遇見大師的代老師，內在的勇氣也是巨大的。
歐文·亞隆和弗蘭克爾我都沒有讀過，相比較國外的大師，我更喜歡讀中國的大師，最後的儒家梁漱溟，博古通今胡適之，甚至連小說也是讀國內的多，張愛玲讀的最多，然後賈平凹等等，也很喜歡古龍，有種閱讀的快感。
讀過代老師的文字，我也開始能對這些國外大師逐漸產生了興趣，會慢慢的讀起來。
但當歐文·亞隆遇見弗蘭克爾，卻讓我難受了好一陣子。
看了這些文字，我心裏疙疙瘩瘩地不舒服。弗蘭克爾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不再那麼美好，但我又抗拒這美好形象的破碎。
上面這句是代老師在文章裏面寫下的，我產生了相反的感受。
歐文·亞隆無疑是偉大的，也是溫暖的，共情的；弗蘭克爾似乎有些自我，有些自戀，充滿着狂妄的驕傲。
說到智商，每當我聽到別人有一個新想法，而那其實是我早就想到的，我就會覺得很好笑。但這種情況也不會讓我感到不自在，因爲在我看來，這些成果我輕而易舉就可以得到，而別人卻是費了很大心血才取得的，所以他們將自己的辛勤勞動成果發表，並因此成名，都是順理成章的。實際上，就算有人因我的想法而獲得諾貝爾獎，對我來說也無所謂。
美國讀者寫給我的信裏，總是樂此不疲地談論着我的書和文章帶給他們的影響，我幾乎每個星期都會收到這麼一封信，其中經常出現的一句話是：“弗蘭克爾醫生，你的書改變了我的命運。”
艾森豪威爾總統的遺孀看過我的書，並由此結識了我，對我尊敬有加。她派自己的家庭醫生攜妻子專程來維也納，邀請我和艾麗去她離華盛頓不遠的葛底斯堡鎮上的莊園做客。
還有一次，在另外一個拉丁美洲國家，該國的第一夫人一天連續聽了我整個三場演講——每場演講有兩個小時。而她的丈夫，也就是總統先生邀請我共進早餐，席間與我談論他的國家的文化情況——總統夫婦二人都讀過我的書。在歐洲我不會跟別人講這些事，沒有人會相信這是真的。不過把這些事寫下來，還是讓我覺得很有趣。
至今我已被200多所歐洲以外的大學邀請去做演講，足跡遍佈美洲、澳洲、亞洲和非洲，其中美洲就去了100多次。我還做過4次環球巡講，每一次爲期兩週。
我除了在維也納大學擔任教授職位之外， 1961年在哈佛大學、 1966年在南衛理公會大學、 1972年在迪尤肯大學還擔任過客座教授。1970年，位於加利福尼亞州聖地亞哥市的美國國際大學還專門爲我設立了第一個意義治療方向的教授席位。
上面這一段是代老師引用的弗蘭克爾的自傳中的話。毫無疑問，文字的字裏行間透露着弗大師慢慢的優越感、自戀感。
但是與代老師最開始的感受不同，我沒有任何感到不適，恰恰相反——在那一瞬間我更喜歡弗蘭克爾——作爲一個男人或者說作爲一個大師，不應該活得狂妄一些，自戀一些，他是有這個資本的；況且作爲一個心理學大師，他應該是可以覺察到自己的行爲模式的，他知道自己是誰，然後他不屑於解釋罷了。
我們解讀別人，是不是也是在解讀自己？因爲匱乏，所以索取；也因爲充盈，所以熱愛。很多時候，我會情不自禁的喜歡那些有些狂妄的人。
誠之道，使人賢德慧聰，事功立言。人生至敗，皆由人不能至誠。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對真誠的認知和解讀，毫無疑問，歐文大師也是對自己的內心真誠的，他擁有自己獨特的視角，更共情，更溫暖；但是弗大師他的自戀的個性，肯定也是忠於自己的內心的，對自己獨有的真誠，我很喜歡。
然後第二個打動我的，是代老師循序漸進的走進大師的世界，將諮詢的技術不僅治療求助者，也應用在自己實際的生活中，那些瑣碎的情感，讓人感動，真實。這需要一種強大的解讀能力。
兩位大師相遇的故事還沒有結束。
莫斯科有一個心理治療研究所，那裏設有意義療法的博士學位。有一年，歐文·亞隆訪問了那裏，被一張和弗蘭克爾真人一樣大的照片所吸引。
“在凝視它的時候，我突然意識到了他有多麼巨大的勇氣，還有他的痛苦有多深。”歐文·亞隆寫道，“我從他的書中得知，他在奧斯威辛的可怕經歷如何令他深受創傷，但是早期在維也納和斯坦福和他見面的時候，我還沒有準備好完全共情他，並提供我本可以給予的支持。”
這就是最深的共情。
最後一段，是兩位大師相遇的昇華，我感受到兩位大師深深地情誼，最深的共情；而我的更直覺的感受是，代老師也與兩位大師相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