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實地說，我很少撒謊。
即便情況迫不得已，我一般會選擇消極迴避或明顯的言不由衷，極少編織一個有頭有尾的謊言。
一方面是因爲我定力很差，沒有面不改色的本事；一方面是因爲懶。
撒謊是很消耗能量的，我想不出爲什麼人或事值得消耗那麼多心思，即便隨口一說無傷大雅的謊話，我說完後也覺得虧心。
不是覺得對不起對方，而是覺得對不起自己。
最近幾年記憶力減退，因爲記不住或記錯了，偶爾可能被人誤會是撒謊。
我心思重，難免自怨自艾，有強烈的被冤枉的委屈，但又沒法子怪誰。
撒謊這個行爲，既是社會性的，也來自人的本能。
有科學觀察表明，嬰兒能有意識地騙取家長的更過疼愛。人類撒謊是天生的，不是誰教的。
當然了，技術的精進和程度頻次的輕重是後天養成的。
但不會撒謊的孩子反倒是不正常的。
我和正常的孩子一樣，但小學發生了一件事，深刻地影響了我。它不足以影響我的人生軌跡，卻確實決定了我日後的行爲準則。
直到今天，我仍記得絕大部分細節。
我1979年上小學，四年級時是1983年。
那時候大家都不富裕，學校也沒食堂。孩子們解決午飯的辦法是把家裏昨晚的剩菜裝在鋁製飯盒裏帶到學校來。路上三三兩兩的學生都是斜挎一個書包（雙肩背很洋氣很先進也很少見），手裏拎着個網兜，裝着髒兮兮的飯盒。
學校伙房備有巨大的籠屜，能蒸幾百個飯盒。每到中午，各班的生活委員（兩道槓）就招呼兩個男生，拿一個大鐵筐，把熱氣騰騰的幾十個飯盒擡回教室，孩子們拿回自己的，就着課桌喫飯。
“請回答1988”裏有類似的場面，但他們用的是塑料飯盒和微波爐，不用大蒸籠加熱。
請注意，加熱服務不是免費的。學生每月要交“蒸飯費”，大概是每人兩毛錢。
錢由生活委員統一收，然後把名單和錢交給班主任，班主任再上交給學校的衛生委員。
這個衛生委員不是學生，而是一個花白頭髮老太太，她統管內務還兼任校醫。因爲她總是揹着醬棕色的紅十字藥箱到處轉悠，我姑且稱她“紅姑”。
我班的生活委員叫廖麗華，是個靦腆老實經常掛着鼻涕的女生。
一般規律，班級裏的生活委員、學習委員和中隊長、大隊委，都是女生。文體委員基本是男生。在兩道槓這個級別，生活委員和文體委員是地位最低的。如果領導班子合影的話，他倆排隊尾。
不才在下只是一道槓，小隊長。職權範圍僅在收本行座位的作業、領本行座位的卷子和輪到本行座位打掃衛生時給別人派活。
所以當生活委員廖麗華生病，班主任梁老師（她在外年級有個外號叫涼半截兒）命我暫代收取本月度的蒸飯費時，我特別高興。覺得胸圍暴漲而且胸前的紅領巾更鮮豔了——雖然它的尖角已經被我咬成毛巾樣而且常年被口水浸成暗黑色。
我清楚地記得一共25個同學總共5塊錢的飯費。1983年的5塊，應該相當於現在的200塊吧我想。
當時毫無風險意識，收到那一把零碎鈔票後就捲成一團，塞進自己課桌抽屜裏。
那時的課桌是木質淺綠色的雙聯位。抽屜只是個敞開的洞，沒有蓋子和鎖，裏面是粉筆頭和髒抹布，木條暗處沾滿了幹鼻屎和棉紗絲。
我還是留了點小心，把那捲錢藏在抽屜鑲木條下，蹦蹦跳跳回了家。
第二天早上準備把錢交給班主任時，如你所知，一模發現錢不見了。
那是個早自習。我站起來當着全班同學的面向梁老師大聲彙報錢丟了，心裏沒有一點不安和慚愧。
我根本沒敢想班裏有人居然敢“偷”這麼一筆鉅款，想都沒往那想。
我只是認爲錢不見了應該報告老師，然後她自有解決方案。
我心底無私天地寬。這筆錢如果真的找不着誰來賠。。。不，怎麼可能找不到，老師一句話全班同學都會幫我找的。
梁老師不動聲色，微笑着說你再找找，我相信它沒丟。
我坐下，彎腰翻箱倒櫃把髒兮兮的抽屜翻了個遍，又把書包翻了一遍。全班同學沉默地盯着我，上課鈴聲響起來。
我開始有點尿急，覺得不對勁，梁老師的目光是冰涼的。我沒做錯事，可爲什麼覺得心虛了？
我是第二節課下課在眼保健操的音樂伴奏下被叫離教室的。
直接被梁老師領去大隊部，衛生委員“紅姑”在等着我。
那是個寬敞的平房，房間大到可以平放兩張全尺寸的乒乓球案子，那倆案子也許從來沒拿出來使用過，極新，白色的邊線在油亮冰涼的墨綠案板的映襯下耀眼扎人。
我見到了整面牆大小的紅旗和少先隊旗、煙盒襯紙模擬大理石花紋糊成的兩人高的英雄紀念碑模型以及盆栽翠柏，這些都是學校有重大集體活動纔會請出來的排場。
我心裏坦然，但還是有種突然被領進權力中心的痠軟感。
花白頭髮的紅姑穿着一件灰色的疙瘩袢中式褂子，在醬棕色的藥箱後朝我一笑，但我的視線完全被她身後那個渾身黑點和紅線的光屁股鍼灸小人兒給吸引了。
她和藹地、詳細地引導我把昨天下午直到今天早上的時間線覆盤了一遍，期間梁老師，我親愛的班主任一句話沒說，只是站着，斜眼冷冷觀察我。
“這麼說你也不知道這個錢哪去了？”紅姑問。
“嗯。”
“誰拿了？或者你覺得是誰拿了？”她又問。
我搖頭。
“既然沒人拿這個錢，它怎麼會自己跑了呢？”梁老師插嘴，很嚴厲。
“我哪知道啊。”這種問題簡直是廢話，作爲一個證人，我回答質詢的義務應該結束了。
“要是你拿走了也沒關係。花了也沒關係。實話實說就行。”紅姑忽然體諒地說。
我不知如何是好。她的眼神裏滿是慈悲和理解，像一道溫暖的陽光。
在成年後我如果遇到相同的情況第一反應可能當場就摔門而去，但10歲的我不知如何是好。
“對，你要是自己花了沒關係。我們都原諒你。但你不能說瞎話！”梁老師也忽然改了態度，配合灑下了第二道陽光。
“我沒拿。”
“嗯，你再想想吧。反正我告訴你，這個錢在查清楚怎麼回事之前，你不能上課。”
之後的第一天上午，我是愉快的。我不用上課，坐在梁老師的辦公室裏享受着空蕩蕩的寂靜——她有課上，沒空審我。
下午我開始有點疲倦。因爲她和紅姑又把我叫進大隊部進行長時間談話。
陽光普照，烈日灼人。
她們已經不向別的方向努力了，只是不斷勸導我：“你自己花了沒關係，只要說出來就行。不要撒謊。”
幾個小時後我太累了，一度坐在椅子上臀部來回蹭，甚至有將要射精的壓迫感。
我無奈地問：“你們爲什麼就說是我花了呢？”
梁老師耐心地講解她的邏輯：“你看，人家廖麗華是生活委員，收這個飯費不是第一次了，如果她丟了錢，那應該就是這次不小心。而你，第一次收錢就弄丟了，我們必須得想一想，是不是你經受不住誘惑。你說對不對？”
現在的我作爲一個成熟的中年人，必須承認她說的很有道理。
所以每當回憶起這個故事，想到也許將來我也會用這樣的邏輯判斷我的孩子，就會渾身發涼，一身冷汗。
可當時的我覺得這簡直毫無邏輯胡說八道。
當晚我第一次失眠。
我累極了。
轉天早晨，我和上班的爸爸順路。過馬路時我牽起他的手，他有點詫異。在他眼裏我已經是大孩子，少見主動牽手這種難爲情的舉動了。
我看着別處含混地說自己幫班上收錢丟了。他問丟了多少，我說五塊。
當時我爸的工資是56塊。
他拉着我過了馬路說你再找找，不行再說。
他向右去廠區，我向左去學校。
我覺得風特別涼，自己現在被全世界撂在一邊兒，前所未有的孤獨。
照例還是不讓上課。
她們的勸導已經很明確地變成：只要你說出來自己把錢花的，我們不會通知家長，錢也不用你賠。
而我已基本崩潰，只想儘快結束這一切。
不不不，不要誤會，我纔不會自殺。我是天津人，天津是全國自殺率最低的城市，我是被馬三立李伯祥薰陶大的那一代。
我終於承認那五塊錢被我花了。
紅姑和梁老師如釋重負。
我等着她們放我回去上課。
梁老師從大隊部把我領回自己的辦公室，拿出一張白紙和一支筆：“你拿那五塊錢買了什麼，自己寫吧。”
我傻了。
多年以後，當我讀到聯共（布）黨史大清洗那一段時，感到如此的熟悉和理解。
那些開國功臣和屢立戰功的將軍給斯大林寫信承認錯誤，並近乎無恥地虛構編織自己從未有過的罪行和構陷他人，其實不只是想偷生，而是想讓這個痛苦的過程儘快結束。
但他們哪裏知道，這只是加倍屈辱的開始。
我沒花那筆錢，事實上我從來沒獨自花過那麼一筆鉅款，無從寫起。
我只好把自己最近所有的消費都編排進去：兩本小人書（現在叫連環畫），一休和隋唐演義的“三鞭換兩鐗”（那是李世民收服尉遲恭的故事），是我上補習班省下的車票錢買的，現在是贓物；一塊奶油冰淇淋，那是我垂涎了好久也沒嚐到的，現在告訴自己我吃了它；一把很貴的玩具把激光槍，其實那已經超越了我經驗的邊界，我從沒見過它。
可這些窮盡我編造能力的東西總值兩塊錢不到。
剩下的錢呢？梁老師問。
“藏起來了。”我已無可回頭。
“藏在哪了？”
“家裏的碗櫃。”
“那你回家，把剩下的錢給我拿來。”
我再次無言以對。
“去啊！”
“我害怕我爸發現，把它扔了。”我心裏發誓如果我真捨得扔掉三塊錢我這輩子喫不到奶油蛋糕！
“扔哪了？”
“上學路過的小樹林裏。”
“寫的這些是真的嗎？”梁老師嚴肅地盯着我，準備收起那張我親手寫的供狀。
我徒勞地最後掙扎了一下：“要說是真的吧，我確實沒花；要說是假的吧，我又費事寫了那麼多。”
我對着桌子冷笑，對自己的鄙夷無以復加。
“你說你這個玩意兒！你太不着調了！”梁老師氣壞了，雞皮酸臉用手指頭戳我腦袋。
我還是冷笑，心如死灰，我知道我在她心裏徹底完蛋了。已經變成和李德明、馬俊一樣無可救藥的壞學生了。一個愛撒謊的、不可捉摸的、無法掌握的、毫無挽救價值的，用老師們的話說“被看死了的”壞學生。
我第一次清晰明確地瞧不起自己。
用現在流行的話語——低到塵埃裏。
我恢復了繼續上課的權利。梁老師是個好老師，她信守了諾言，既沒告訴家長，也沒讓我賠那五塊錢。
廖麗華復學後得知我丟了飯費，心疼地跟我說：你倒是跟我說啊，我用存的零花錢補上，不用告訴老師。
她是個善良的女孩子，我一輩子記得她那張總是緊張和掛着清鼻涕的臉。
我到現在也不知道誰拿走了那五塊錢，想必那段時間他或她應該一直沉浸在恐懼和狂喜交織的生活裏吧。
對於我爸媽而言，什麼也沒發生。他們糾結在經濟的拮据和人事關係的焦慮中，像日常的、普通的成年人一樣。像我們現在一樣。
我自那天起發生了一個小變化——對撒謊和違心迎合他人，尤其是懾於權勢名望迎合他人委屈自己有了近乎本能的抗拒。
每當這種場景要來臨時我都能感到來自內臟深處深深的刺痛，有時甚至反應過度，不惜當場翻臉。
我知道那是深埋於少年時的自我鄙夷和陳年未消的屈辱感引起的應激反應。
這也曾令我付出很多代價，隨着年紀的增長荷爾蒙分泌的減少，我的爲人處事平和了很多。但自己糟踐自己這件事，在我這，永遠是個OVER MY DEAD BODY 的鴻溝。
梁老師和紅姑不是壞人。
她們只不過見過太多學生，用日常的經驗行使她們的職責。
在不久後的某個作文課上，梁老師要求大家寫自己家種過的植物。我拼命舉手表示積極，她猶豫了一下點我站起來。我說我家窗戶外邊種着枸杞。
她大聲跟班裏同學說：同學們我們一定要誠實，作文一定要寫真實的東西！你明天摘兩個枸杞果子給我帶來，讓我們看看是不是真有這回事。
我心裏一陣走電，你也許也有過那種感覺，就是被人傷害時心頭痠痛猶如被電流滑過。
我家真的種了枸杞，是爸爸爲泡酒種的。這種植物雖然聽起來古怪但很好活。
第二天我摘了枸杞果帶到學校。
但梁老師並沒問我，她已經完全忘了這事。
對了，我還記得，那天寫完供狀回家，我真的打開廚房的碗櫃找那剩下的三塊錢。
雖然知道它不可能出現，可我還是認真找了一遍。
我希望奇蹟出現，希望自己的謊言是真實的。
這樣我纔沒虧待自己。
多年以後，我在蘇聯內務部頭子貝利亞的傳記上讀到一句話：
“我被我自己的謊言感動得熱淚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