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天的时间，三次死里逃生。
那时我14岁，住在宾夕法尼亚州。我从印度旅行回来，去的时候是季风季节，2006年7月；8月中旬回家，两周后开学。
开学了。在历史课上，突然，我的头剧烈疼痛，不像一般的太阳穴疼，更像疼痛在我的头上形成了一个环，从额头开始，围着头形成一个圈。我去找护士，拿了几片Tylenol。护士叫来了我的父母，让我早早回家。
我到家睡了一觉，大概3个小时候后醒来，高热102华氏度。我的父母预约了我的儿科医生。他说可能是因为季节变化。他建议我，发热的时候，每4~6个小时服用一次布Motrin。我回到家，开始发抖，有一两个小时我感觉非常热，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又感觉格外的冷。
父母急忙把我送到急诊室。做核磁共振、CT扫描、验血、验尿，这些都没有结果。最后，他们给我做了腰椎穿刺。给我做腰椎穿刺的是个住院医师，当时没有高级医师在场。他把针头插进我脊椎大概有四五次，后来放弃了，叫来了高级医师。高级医师抽出脑脊髓液，送去化验。
在那段时间，父母告诉医生，我有疟疾的所有症状，还在雨季去了印度。医生说，这看起来确实有点像疟疾，但是没有任何证据；为我提供可能伤害我的药物是违法的。脑脊髓液的检查结果也是否定的。医生开了Tylenol。我被送回家。
我回到家，睡了大概四五个小时；醒来后，高热并出现幻觉。我冲着父母不断大喊，离开我，因为我认为他们在用遥控器击打我的头。5分钟的幻觉后，我睡着了。醒来后，我完全恢复正常，起床去洗手间。当我站起来的时候，走起路来像喝醉的人，身体不协调。我走进卫生间，但是不能小便。
我又被紧急送回急诊室，他们从我尿道里插入管子，把尿从膀胱里排出来。我被救护车转移到Hershey医疗中心。我又做了更多的像核磁共振之类的检查，他们认为影像显示我的脖子里有东西。在那段时间，我有轻微的痉挛没被治疗。
我又做了第二次腰椎穿刺，这导致我呼吸和脉搏停止。他们当场宣布我死亡。他们还抢救我，让重症监护医生给我做心肺复苏术。
妈妈在我的病房里和一个社工说话，护士冲进来对她大喊到，“如果你想见你女儿最后一面，赶快跟我来。”
妈妈、爸爸、姑姑和叔叔拼命地跑，他们扔掉手机，推开人群到了检测室。
那里，我躺在检测台上，他们电击我的心脏。
给我做腰椎刺穿的住院医师出来见我的妈妈。妈妈抓住他的肩膀，剧烈地晃动，尖叫道，“你对我女儿做了什么，你这个血腥的巴基斯坦人！你在报仇，因为我们是印度人你是巴基斯坦人！！你真够狠的！！！”
在场的医生完全震惊了。我的父亲把她拉到一边，让她平静下来。做腰椎穿刺的住院医师大哭起来，说，“女士，我没有对你女儿做任何事。她大笑，她说她的生活、学校，还有你。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对此毫无准备。”我的母亲看着她，满眼含泪。
3次点击，7分钟缺氧，他们恢复了我的心跳，但还是不能呼吸。我毫无意识，呼吸管插在我的喉咙里，智能视频平滑器在我的手上，连着心脏监护仪，还套着血压表套袖。我又被搬到儿科加强监护病房。那晚，我有了意识，能认出每一个人。我用摇头表示能否认出人。
第二天，我又做了一次腰椎穿刺。这导致我昏迷了23天。医生说，有无数的白细胞在我的脑脊髓液里，这意味着病毒性感染。
在昏迷的第三天，我的体温下降到90度，这是突然性的，毫无理由。护士在我身上堆积毛毯，在我的周围摆满热灯，像这样持续了一个小时。医生认为这很严重，说如果我的体温不能上升到90华氏度以上，我就会死。一小时后，他们移走了灯泡和毛毯，我的体温立刻升上去了。
几天以后，我大量失血，这导致我的血红蛋白下降到5（对于女性，正常是11.5~15）。他们不知道哪里失血。所以，他们给我输了3个单位的血，并再次声称这是致命性的。输血后，我的血红蛋白回到了安全水平。
现在的日期是2006年9月19。我们的一个家庭医生是传染病专家。他对医疗团队的负责人说，要求他们给我14天的Doxycycline和Quinine，因为他们做的对我不起作用。我有疟疾。
医生们并不赞成我们家庭医生的要求。我的妈妈跪在他们的脚前，脸贴地面，头放在他们的鞋上。她哭泣着，要求医生们听从我们家庭医生的建议。
最终，在凌晨4点，医生第一次为我注入了这些药物。我的父母去睡了。
在2006年9月21日，医生决定终止我的生命补给，并告诉我的父母叫所有的家人来。我的妈妈乞求他们，告诉他们，继续我的生命补给到9月29日，因为那天是我生日。医生说，如果29日之后没有改善，他们会让呼吸机停止，这会这接导致生命终止。
在2006年9月29日，我的妈妈叫来了60多人，在儿科加强监护病房里装饰房间。在下午3：05，我出生的时间，所有人都唱起了生日歌，我的爸爸拿着我的手切蛋糕。我睁开了眼睛，盯着天花板，我认不出任何人。
我的家人大声呼喊医生，医生进来，快速给我做了个检查，他尖叫着跳起来。他抱着我的妈妈，眼睛里满是泪水，说，“妈妈，你从我们犯的不可原谅的罪过中救了我们！上帝祝福你。你的女儿活过来了。”在之后的10~20分钟，我又陷入昏迷。
在2006年10月5日，我被送进手术室，从嘴里抽出呼吸管。麻醉消失后，我从昏迷中醒来，开始认出每一个人。
她的信念救了我。我脖子以下瘫痪了，到昨天（2013年9月29日）已经八年了，我能够移动，还能收缩一点腿部肌肉，这都是医生认为不可能的。
我已经多次分享我的故事，但都从未如此详细。如果你被迫多次阅读，我很抱歉，但是我喜欢分享我的故事，鼓舞那些身处困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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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Quora
本文系谈客（微信号：tankeim）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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