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上的亲人》读后


读完《大地上的亲人》,合上书,已是晚上10点半。我从书中凝滞的氛围中起身,换上便适的鞋,下楼完成未竟的日行万步任务。

时令已是初冬。今天恰是二十四节气之小雪,北方开始飘雪,而广州却短袖依然。

夜静谧,风微凉。此时的小区,路灯昏黄,行人寥寥,地上飘落的黄叶在夜风卷拂下发出窸窣微响。

疾走在小区的水泥甬道,我如一只孤独的小舟,而思绪却依然缠绕在刚搁下的书里。

此刻,栋栋高楼窗户里亮光泻出,满地参差斑驳。不禁想:我所居住的小区,面积不及我老家村庄一个村民小组,然而聚集着的居民人数,却数十倍于我全村的人数。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夜光下的每一户人家,又何曾不牵连着一个个散布天南海北的有名无名的小村庄?如是情景,全国又该有多少?

(一)

不久前,去阿国兄办公室,发现两本未拆封的《大地上的亲人》,于是随手顺了一本。

阿国兄说,这本书值得一看!所描述的地方离你老家不远。阿国兄是一位极具故乡情结的人,写过不少关于故乡关于乡愁的文章。他即将面世的第六本文集就名为《故国乡愁》。

当然,没有阿国兄的推荐,我也会有兴致阅读这本书,因为是黄灯的书。始知黄灯,源于2016年时的一篇网络文章——《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在新媒体的轰炸式传播中,此文成为了当年的公共传播事件,并引发乡村话题大讨论。

之前仅知道黄灯是广东金融学院的教授。现在更加清晰了她的人生轨迹:早年考上家乡一所普通大学,经历国企下岗,后来在武汉大学读硕,2002年南下中山大学读博,继而到大学谋得教职。

我能浸润沉湎该书,并能感同身受,与作者黄灯有许多相似之处不无关系。作者与我出生于同一年代,并且仅大我不足一个月。她的家乡岳阳与我家乡常德毗邻,同属洞庭湖平原,地理物候与生活场景也极为相似。我们同样通过读书考学离开农村,落户广州。不同的是,在求学这条路上,她走得比我远得多。

(二)

该书主要书写了与作者命运深刻关联的三个村庄的变迁,以及生活其中的亲人的命运沉浮,真实呈现了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真实图景。这三个村庄分别是她丈夫的原乡湖北丰三村、自己的出生地岳阳凤形村、和外婆家的岳阳隘口村(作者2岁-12岁一直随外婆生活)。其实,我家乡居常德最北边,紧邻湖北,所以湖北丰三村的生活图景也依稀有我家乡的影子。

故此,对作者所有的描述,我没有丝毫的隔膜,她笔下亲人跌宕各异的命运,我似乎总能在我周边亲人或乡邻中找到对应相仿的代表。只不过,作者反复提及的她老家岳阳两个村庄中如毒瘤一般存在的三大陋习——赌博、买码(六合彩)、吸毒,在我老家仅存赌博,所幸买码、吸毒未有所闻。

如何去界定该书的文体,是一件较难的事,但似乎也无关紧要。她“试图通过叙述以上三个村庄的生存境遇,观照转型期中国农民的整体命运,并在此基础上,勾勒他们与命运对抗的复杂图景。”在书中,作者有大量真实的描述,有“问题推动下的真实呈现”。当然,也有对各种现象的思索和因果的分析。

一直认为,文字书写或者说文学,不应只是高蹈的孤芳自赏的文字游戏,不应只是不问世事的自娱自乐,一定存在一类文字,它们忠实记录和温情描摹,对现实生活予以反映和介入。

所以,我们应该也有民间个人化的书写,用诚实、理性的笔触,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和深沉的思索去记录时间长河里的褶皱屑小,哪怕只是天之一隅、林之一叶。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在市场经济的狂飙突进中,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几千年的农耕文明面临断裂、衰败。广袤的农村、数亿的农民,他们这三十年来的所历都不应该湮没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应该有人去记录,让后来的人去读取。

作者黄灯对乡村、亲人准确、温情而悲悯的描摹,是广大农村极富代表性的缩影,是一个时代渐行渐远的背影,也是截取保存的乡村文明的一个标本。这确乎是该书的意义和价值。

“本书的写作,是我远离乡村后,作为短暂身份上的城市人,向永久文化上的乡下人的回望、致意”,这份记录的责任,应该由从农村走入城市的学人去承担,他们也享有这份记录的便利和荣光。正如当年沈从文对湘西对凤凰的纯美的书写。

(三)

“我不再将乡村视为寄寓乡愁的载体,而是将其作为问题的场域。”的确,在很长一段时间和很多场合,乡村是很多人乡愁的载体。

乡愁,是一个与迁徙或出走有关的词。在当下时代,乡愁潜滋暗长于大量从农村出走而扎根城市的人的心里。

在诸多乡愁的文字里,有回味、有感伤,其中也不乏一丝不易觉察的矫揉与不愿承认的优越感。

不可否认,自21岁毕业南下,无论我走多远(当然也没走过多远),我总会时时记起我的家乡。这些年,家乡与广州之间的千里路途,我无数次往返,且愈来愈勤。但随时日流转、年岁渐长,我对故乡的映象和情感正悄然发生变化。

记得初到城市的时候,我无法完全融入城市,总认为自己是一个客居者。每次放假都是归心似箭。

家在哪儿,心就在哪儿。随着自己成家育女,漂泊的心似乎安定了,甚至一旦回到老家几天就急切想回到异地城市的家。

异乡变故乡,故乡变异乡。即便如此,现如今,一旦有空闲,又还是想回到千里之外的老家。

必须承认,对故乡乡村的怀想,其实是对无法回返时光的挽留,是对往日单纯生活的反刍。

我记得村口的每条路和每一个水塘,我能感知深秋早晨路边凝露结霜的草叶,我保存着伙伴的嬉闹和恶作剧的笑脸。甚至闭上眼,我能感受风在四季的不同,田园瓜果的清香也跨过岁月无垠的沟壑还残留在我的味蕾。

其实,那是一段贫穷、困顿的日子,但因为时空的久远与情感的过滤,反而氤氲了一份美好的气息。当然,儿时也有苦涩甚至苦痛——夏日“双抢”季节,头顶烈日似火,身下水汽蒸腾,弯腰弓背,匍匐于田地劳作的艰辛是长久苦痛的记忆。没有抱怨命运的不公,但也曾默默诅咒过双脚插入的土地,也就一次次有了逃离乡村的想法。

(四)

如今,故乡如一尊风侵雨蚀的塑像,早已面目模糊,不再有往日模样。“童年的阿娇”不再,熟悉的人老了,不断新出的人也不识。不仅人非,而且物也不是,有的推倒重来,有的任由风雨侵蚀,逐渐衰朽破败。30多年前一排低矮破败的小学校舍依然遗世孑立,每每目睹,我看到我的童年驭风呼啸而至。

不可避免而让人悲伤的是,土地大量荒芜,而千百年来它们曾是农民的命根子。随着能事庄稼的一代人渐渐老去,年轻一代,难以燃起对土地的热情。一同丧失的,是收获季节勃勃的希望与生气。

但毕竟要生活,大量的农民工背井离乡,涌入城市,随之而来的是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的问题。不经意间,延续几千年的农耕文明戛然而止。

值得一提的是,政府于200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改革,全面取消农业税等等,启动了新农村建设,实施合作医疗、义务教育和粮食补贴等惠农政策,农民确实从中得到了一些实惠。农民虽比以前富裕了,但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大量农村存在的城乡差别有如沟壑般存在。

城市化的进程,给部分城市周边的农村带来暴富的机会,但更广袤的大地上更大量的农民还得靠从事城市底层的工作来维系家庭的生活。

在当前大学教育成本比之上世纪九十年代前要高、就业形势更趋严峻,且大学愈来愈普及的情况下,大学教育不再是精英教育,也不与之前一样,能带来个人、家庭甚至家族命运的改变,农民家庭也不再持有宗教般的虔诚与期望。

凡此种种,多有感受。

在《大地上的亲人》里,作者进行了更具象的呈现。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的这份努力坚持到成书时,已经持续13年。并表达了深深的忧虑:“对作为农业大国的中国而言,当下农村问题的尖锐性在于,在城乡二元体制下,整个社会承受不起农村衰败的代价,承受不起农村青年上升通道被堵塞后的代价。”

(五)

该书的另一重意义还在于,在呈现的同时,引发更多人的关注、思考、并找寻答案。找寻答案,这必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历史使命。

但在前言中,黄灯坦陈:“关于农村的出路,我在本书中并没有提供面容简洁的答案。”她的丈夫杨胜刚先生在后记中也做了异曲同工的解释:“……也没有野心和企图给出解决农村问题的终极答案……”

我想,作者也没想过给出答案,她毕竟不是农村问题专家或者是社会学学者。而且,这是一个宏大的命题,需要整个国家和社会共同面临和解决。

但她在书中一句整体的长远的观念性思考和判断,却让我深深认同。她说: “今天,农村的诉求不应简单地停留在经济层面,精神和文化的需求也应得到重视。如何帮助农村建构一种自然而有意义的价值认同,激活农村与传统文化的情感牵连,激发其自身的发展动力,避免陷入单一消费主义的陷阱,已成为当下农村政策、新农村建设的现实语境,也成为知识生产过程中面临的现实难题。”

当然,上面的观念性思考是及远的和更深层面。当前,更切近的应该是提高农村的生产力,提高农民的收入,缩小城乡差距。要让这片土地能留住青年人,让他们不离开家乡、不离开土地,也能享有有尊严有质量有前途的生活。毕竟,他们才是新农村建设的当前主力和未来主人。

这些年,中央实行的精准扶贫、脱贫攻坚,可以说是从点上解决农村贫穷的有力有效政策。只有农村脱贫,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才能真正实现。

日前,全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推进会议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摆在优先位置,让乡村振兴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行动。

如果真正实现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以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这将是从整体面上解决了一直悬而未决的“三农”问题,将是中国的大事、农民的幸事!

远方有一块土地,她承载着我们的乡愁;远方有一块土地,那里有我们的亲人。

我们希望乡愁有所归依,我们祈盼亲人葆有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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