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我娘用烧火棍狠狠削了一顿，因为我让手中的一块新鲜的尿泥在冬瓜的饼子脸上炸裂开来。
他大哭，还流了长长的鼻涕，哦，不，红红的鼻血。
村西头那个高高在上的大铁喇叭尿急似的突然吼叫起来:"张志国!张志国!那个快点到乡里开会，快点啦！"
一个夏日的午后，在大柳树阴下趴着一条吐着红舌头的土狗，它在摇头晃脑地看着一个八九岁的男孩，就是我，专心致志捏着一团热乎乎的尿泥。
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如同天上的太阳咔嚓一声滚落到我面前！我跳了起来，立马撒丫子朝田里奔去。
远远地看见父亲那粗粗黑黑的身影，我一边飞奔，一边就扯着嗓子叫:“爹——一，乡里喊你去开会，快点啊———”
然而父亲竟像没听见，只是抹一把脸上摇摇欲坠的白汗，然后继续躬背俯腰，目视前方，亮亮的锄头在葱茏的禾苗间伏沉，像一尾不时跃出绿油油水面的银鱼。
而他的小儿子双手卡腰站在他旁边，面红耳赤，气喘吁吁。
后来我才知道原因：喇叭喊的不是他，而是叫一个张志国的大队书记。
我几乎要哭了。
那天我一直很沮丧,邻居家的二狗、毛蛋叫我去抓蚂蚱，说可以烧烤吃，可香了，调料他们都从家里偷来了，但都被我一脸黑线地无情拒绝了！
那团尿泥，我最终也没舍得扔，而是找到了正坐在门槛上啃西瓜的冬瓜，直接摔到了他的脸上，只是声音有点令人失望。
谁让他老是在我面前说他爹是什么狗屁大队会计，他家天天吃西瓜，吃白面馒头！谁让他那天晌午又唧唧歪歪，嘚瑟。
我的父亲也叫张治国，身材高大，面庞黝黑；但他名不副实，从来没治过国,甚至治家上也常遭我母亲夺权。他几乎一辈子都在与黄土地打交道，所谓的面朝黄土背朝天说的就是他这号人吧，他连漏出的话似乎都泛着一股黄土的腥味。
但他一直努力在用他的大脚板在田垄间丈量着我们一家人的幸福：这是我后来才明白的事。明白了，父亲也已经无法迈开他的大步了。
我伤心后，一度看不上他，不想搭理他，甚至朝他背影翻白眼。我甚至畅想，我如果有个冬瓜那样的爹，那该多神气啊！我的一脸嫌弃终被我娘发现了，她从锅底又操起她拿手的刑具烧火棍狠狠赏了我一顿，棍子都折了。
但不得不提的是，我父亲其实还是有一点光荣史的，那就是他曾经在上世纪70年代当过半年村小学的代课老师，至今老家堂屋条几正中还摆放着一台锈迹斑驳、他的闹钟，以前从不让我碰。父亲一直也没有说什么原因不干了，每每提到这事，他的惯常动作就是不停抓头，憨憨地一笑，露出一口土地黄的牙齿。
而我大概只想知道，到底是他的闹钟不转了他才不干了，还是他不干了他的闹钟才不转了呢？
似乎一直没有答案，而后来的在教师岗位混饭吃的我倒有点子继父业的意味。
我们家一共有五个孩子，我是老疙瘩，所以家里的活计由哥哥姐姐们包圆了。我觉得我的任务就是与一群小伙伴每天昏天黑地、换着花样挥霍童年的光阴。上树掏鸟窝，下河钓虾捉泥鳅等等，俨然孩子王。母亲总是摆出一副严厉的模样，总想着给我找活干，好像怕我玩废了；我呢，总找各种机会逃脱，反正她很少追得上。
而父亲似乎不管不问，低头干自己的活，任凭母亲的唠叨，甩脸色。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好像没有打过我，倒是母亲有时气不过，对我棍棒伺候。一旁的父亲如果看到了，便忍不住上前劝阻；而气头上的母亲往往不理他，或瞪他一眼，他于是干笑两下，只得讪讪旁边站着，像陪我一起受罚。
那时农村的孩子极少会把书读上去的，那时读书好像也没用，又费钱，只要不是睁眼瞎也就够了。我的小伙伴们多早早地随父母跳入生活的河流，承受生活浪头的一次次冲击拍打。
而我是个例外，父母这点上出奇的一致：只要你想读，就让你一直读下去，砸锅卖铁俺们也不皱下眉头！我不知为什么他们会把宝押到我身上，但我可以感受到他们把对哥哥姐姐的愧疚都弥补到我身上。他们用他们柔弱而坚实的臂膊把我一人抱到岸上，然后默默守望。
我好像也挺挣气，当把玩的劲头、机灵劲集中在读书上时，发现自己还真是读书那块料。从小学一口气读到初中，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每学期一张张烫金的奖状捧回家。爹娘把它们一张挨一张工工整整糊在墙上，有事没事就站在前面笑呵呵瞅上几眼，成了他们眼中最美的风景。
父亲说祖坟要冒青烟了。
父亲说我会是全家的骄傲。
父亲说他宁愿把他的名字让给我。
我发现父亲好像变矮了，母亲也是；我则是一天天在变高。
后来城里上高中时，我的鼻炎突然耀武扬威起来，我好像找到了电视上孙悟空被念紧箍咒的感觉，还伴有阵阵晕眩。课实在上不下去了，我一时感到莫大惶恐。
迫切需要手术，但医院床位十分紧张。母亲急得差点给医生跪下，而父亲一言不发，抱着黑脑袋默默蹲在墙角。
后来床位问题解决了，母亲回去了，毕竟家里还有一大摊子事，父亲留下陪我。后来才知道父亲与母亲争执了好久，才赢得陪护我的权利。母亲说第一次看到父亲那么倔，简直像头老倔驴。
那天手术麻药劲过后，我躺在走廊的病床上痛得轻声呻吟起来，身体左右翻动。不经意间，我看到站在床头、头发花白的父亲，不知所措地看着病床上的他的小儿子，慢慢流下了浑浊的泪水。他忽然看到我在看他，就急忙转过身去，伸手在脸上胡乱抹了一把，然后又转过脸来，又默默低头看着…
那一刻，我流泪了。但那仅是一个儿子出于对父亲感动吗？
好像不全是，我后来想。
后来，哥哥姐姐们相继成了家，有了自己的喜与忧，我也远在千里之外有了自己的一方小天地。
我现在常想，我的远离应该不是父母他们想要的吧，然而他们什么也没说，然而我把家乡变成了故乡。
十年前母亲因病去世了，三间砖瓦房里冷冷地就剩父亲一人。这年来，村里的年轻人一窝蜂到外面打工，开了眼界，挣了钱纷纷在城里买房上楼,可以离天空更近，不愿再回低矮的农村。
本来我家周围炊烟缠绕，烟火气十足。吃饭时大家伙端着一个个粗瓷碗凑在一起吃饭,谈天说地，道家长里短的，甚至出现你夹我一筷子我给你一勺子的动人场景，而现在许多老人故去，房屋坍塌，似乎只剩我父亲一人在独守了。
我多次要求他来慈溪，他后来也来了，还背来了一尼龙袋红薯，说现在家里没有什么好拿的，空手来又———他突然不说了，把东西放在洁白的餐桌上哗啦倒出来，一堆，赤褐色，还带着新鲜的湿泥土气息。然后他拿着空空的尼龙袋站在一边，挠挠头，突然像个做错事的孩子，站也不是，坐也不是。
但没过几天，我看他有些怏怏不乐，只闷头抽烟，忙问他原因。他开始不说，后来才嗫嚅说这里吃住不惯，慈溪话一句也听不懂，更是放心不下家里的几亩地。我试图劝他，年龄大了地就不要种了，不仅挣不到钱，更重要的是别把身体累坏了，像母亲一样。
父亲憨憨一笑说，种了一辈子了，不是不知道不挣钱，但就是不舍得，有感情了；在这里，都是高楼，看不到那几亩黄土地，心里总是空落落的。一边低头说，又一边抓挠那只剩一圈的花白头发。
我最终没有再挽留他，一个星期后送他上了回家的火车。走前，妻子超市给他买了一大堆东西，他仅仅拿走了一双老北京布鞋和他的孙女给他画的一幅水彩画。画面上一个老人戴着草帽，拄着个锄头，咧嘴，面前一片绿油油的庄稼。他说他喜欢，回家后就挂起来。
前些时候，父亲主动打电话说，今年春节如果有时间，全家可以回家看看，他是来不了慈溪了，走路费劲，眼也不中用了，老看不清东西。
放下了电话，我哽咽了……
感谢副主编 梦里依稀风铃老师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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