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源於生活，而生活也形象與貼切地詮釋着藝術。
《鼠疫》，這部年初時就被大家極力推薦的著作，我終於在年末，這個後疫情時代，將它看完了。
看過加繆的兩本書，《局外人》與《鼠疫》，於我而言，閱讀它們都挺費腦的，因爲哲學家的小說往往都帶有強烈的思辨意味，那些文字裏無不蘊藏着寫書人深刻而厚重的思想，在閱讀的過程中，好像眼前佈滿着一團迷霧，需要一點一點地將它剝離開來，然後隱約能看見一縷陽光，一團黑暗，它們相互交織、纏繞。我無法說自己是透過黑暗感受到了陽光，亦或是從陽光的深處發現了黑暗。
無論是《局外人》，還是《鼠疫》，都從悲觀之處感受到了樂觀、抗爭、虛無。我不太清楚，這是不是所謂的“荒誕”，加繆說：“確認生命中的荒誕感絕不可能是一個終點，而恰恰是一個開始。”那麼，我在開始思考這個問題時，也許就是一種荒誕吧。
《鼠疫》講述的是在阿爾及利亞的一個海濱城市—阿赫蘭，人們平靜而枯燥無趣的生活被成羣結隊的死老鼠所打亂，謠言四起，幾天之內變得驚慌失措。隨着當局採取關閉城門，將阿赫蘭徹底隔離，鼠疫瀰漫在整個小城。人們承受着恐慌、死亡、別離的痛苦。醫生裏厄是最早發現鼠疫症狀的人，他一直奔走在救治患者的疫情一線，還有如塔魯這樣一般的正義英勇之士，他們自發組織志願者隊伍，對瘟疫奮力抗爭，直面慘淡的人生。展現了在鼠疫之下，人們的生活狀況和心裏狀態。
1
《鼠疫》是以編年史爲主題來講述的一部小說，但更準確的說，它是以醫生裏厄的視角來編寫的，裏厄的所見所聞、以及所結交的一些人，深刻的展示了人們在當時不得不做的一些事，也警醒着後世在災難中能學會什麼。人物的刻畫，當是最能表達作者的思想，書中幾個典型人物，詮釋着災難之下的抗爭與逃避。
先說說醫生裏厄吧！裏厄他不想當英雄，也不追求崇高，他只是想成爲一個真實的人、一個誠摯的人。“我不知道誠實在一般意義上是什麼，但就我的的情況而言，我知道那是指做好我的本職工作。“從鼠疫開始到結束，裏厄一直在做着他的本職工作，從未逃避，他給一個又一個的患者看病，目睹着一個又一個患者的死去，見證着一個又一個家庭的破碎。當醫生真是很難的，他比一般人看到了更多的痛苦，裏厄的不急不躁、忠於職守，讓他在鼠疫期間，自始至終，從未退卻。也許是見過了太多的生死，裏厄醫生一直是不悲不喜，越來越多的人死去決定了他必須爭分奪秒，持續忙碌。但醫生也是人，在裏厄親眼見證了一個孩子因爲鼠疫的痛苦而死去時，沉重的疲勞和頹喪將他攫取，醫生內心柔情盡顯。這個職業需要他們理智，但醫生終歸是擁有真實情感的人類。
裏厄讓我想到了今年二月份在看疫情直播間時知曉的一位中醫，曾經歷過非典，如今再次支援武漢。主持人問他，當他和他的隊伍從廣東奔赴武漢時，是否帶有崇高的使命感。那位醫生笑笑說：“其實沒有大家想的那般英勇，很簡單，我是醫生，這裏有病人，所以我來了。在廣東也是給病人看病，只是近段時間武漢的病人要多一些，我們來到了這裏，都是幹好自己的本職工作。”這位醫生和裏厄想的如出一轍，他們都足以讓大家爲之欽佩。
再說說塔魯，他是一位聖人，自己也追求神聖，也正因爲如此，他的內心一直忍受着痛苦和矛盾的煎熬。塔魯生活在富裕的家庭，可以說他是一個“官二代”，他的父親是一名法官，可也正是聽了父親審判的一次庭審，徹底改變了塔魯的一生。面對對犯罪嫌疑人的審判，塔魯並沒有被父親慷慨激昂的審判所吸引，反而目光與思緒都被罪犯所牽引，那一刻，他覺得沒有任何人能夠對別人判處死刑。
“沒有希望就沒有安寧，塔魯不承認人有權判別人死刑，但他也知道，任何人都禁不住去判別人的刑，連受害者都有可能成爲劊子手，因此他一直生活在極大的痛苦和矛盾中，從不知道希望爲何物。是否正因爲如此，他才追求神聖，試圖在爲別人服務中獲得安寧？”鼠疫爆發後，阿赫蘭陷入一片恐慌，當局最初也並未採取有力的措施，造成了人人自危的局面。塔魯，這位英雄，他不顧一切，自發組織羣衆成立志願者隊伍，與這場瘟疫做搏鬥，他的行爲感動也感染了很多人，他們積極加入，抗爭是疫情之下唯一的選擇。塔魯和裏厄都是人道主義者，因而他們能成爲好朋友，可讓人遺憾的是，當最後鼠疫毫無徵兆的退去後，塔魯卻染上鼠疫並死去。
第三個人物是記者朗貝爾，他是大衆化的一個人物，當鼠疫來臨，身在異城，和愛人分離的他感到痛苦、驚慌，第一想法便是想盡各種辦法逃離出城，哪怕是偷渡這樣危險而違法的事。正如裏厄所說，我們沒有辦法說朗貝爾這樣做是對還是不對，因爲大多數人都會和他想的一樣，鼠疫帶給大家強烈的離情和放逐感。但最終，朗貝爾還是被塔魯等一系列人的志願者行爲所感動，加入了抗擊鼠疫的隊伍。一切行動都需要人手，而人手卻永遠處於匱乏的邊沿，很難想象，這場鼠疫沒有一個又一個的志願者加入，阿赫蘭這座城終會變成什麼樣。攢積了好幾個月的期待，渴望與愛人團聚，而當鼠疫突然離去，城門再次打開，朗貝爾和愛人相擁時，卻沒有了最初被隔離時的那份衝動與希冀，私以爲，使他內心有如此的變化，一是因爲在抗爭中，他所見證與感受到的一切早已超脫個人小情小愛，二是因爲鼠疫的驟然離去確實超過了大家的預期。但不管怎樣，一切都變好了，我們也目睹了朗貝爾的改變。
科塔爾是一個悲劇人物。在鼠疫發生前，他因爲犯錯成天擔心遭到制裁，躲着警察，惶惶不可終日，甚至以自殺來逃避，不過，他公然告訴大家他要自殺，或許也只是想獲得更多的同情罷了。當鼠疫發生後，所有人都驚惶不安，科塔爾卻顯得比平常自在許多，經常出入一些休閒娛樂場地，所有人的不安減輕了他獨自一人的不安。也只有科塔爾害怕鼠疫的結束，這樣，他又將陷入獨自恐懼之中。當鼠疫離去，科塔爾這個懦弱的人竟然變成瘋子，以此逃避現實中將面臨的懲罰。但科塔爾並非壞人，他也和大家一起戰鬥，並幫助朗貝爾逃離，他只是和這個社會有些格格不入，就像加繆筆下的《局外人》主人公默爾索一樣，充滿了荒誕感。
2
加繆憑藉《鼠疫》獲得了1957年諾貝爾文學獎。這也讓讀者對《鼠疫》有了更多的解讀。加繆曾經這樣談及寫作《鼠疫》的基本動機：“我想通過鼠疫來表現我們所感到的窒息和我們所經歷的那種充滿了威脅和流放的氣氛。我也想就此將這種解釋擴展至一般存在這一概念。”因此，對於《鼠疫》的理解，絕不僅限於一場瘟疫。
《鼠疫》的創作背景源於1940年巴黎被德國法西斯佔領，加繆想要刻畫出法西斯像鼠疫病菌那樣吞噬着千萬人生命的恐怖時代。在小說的開頭，呈現出的小城阿赫蘭是一個繁華卻沒有生命力的城市，這就如當年的法國一樣。鼠疫開始後，當局和普通羣衆的態度也象徵着戰爭時的情境。
人世間經歷過多少鼠疫和戰爭，兩者的次數不分軒輊，然而無論面對鼠疫還是面對戰爭，人們都同樣措手不及。象徵着戰爭的鼠疫，在時間的長河裏，它不過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就如書中那位哮喘老人所說，鼠疫即生活。兩者確像一場賭博，你無法去預測更多的狀況，只是在這場生活裏，每一個人都是鼠疫患者，你對着別人呼一口氣，傳遞一個錯誤的行爲、一種錯誤的思想······鼠疫這個代名詞是由諸如空洞、懦弱、膽怯、愚昧等等集合而成，每個人或多或少都帶有這樣的“病菌”，當鼠疫患者是非常累人的，但要想不當鼠疫患者更累人。
3
雖然我也從《鼠疫》這本書聯想到很多與今年新冠疫情有關的內容，但是說實話，我有些疲乏了，無論是那些讓人心痛的，還是讓人爲之感動的，我都記憶深刻並銘記在心，但卻不想反覆地提及，它已融爲我成長以及生活的一部分。
而在疫情和生活兩種賭博中，一個人能夠贏得的，也就是認識和記憶。
對裏厄而言，他的好友塔魯永遠的離開了，今後留在他記憶裏的塔魯惟一的形象將是他雙手緊握汽車方向盤爲他開車的模樣，或死後躺在那裏一動不動的他的魁梧的軀體。生活的熱情和死後的形象，這就是認識。
於你我而言，再當提及2020年，會記得，這一年，彷彿承載着我們人類和房屋的大地，在清洗使它感到重負的體液，將一直在體內折磨它的毒素和膿血釋放在大氣裏，人們開始了一場與集體休慼與共的戰役，你我帶着口罩，外露的眼裏滿是期待與希冀。
倉促的結尾，惟願你我在這認識與記憶裏，成長！
（文章首發於公衆號：芒果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