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的批判永远是站在高处的，居高临下，有一种可悲且卑鄙的优越感体现在里面。站着说话不腰疼，这是写下以上文字后我的一点感受。所谓可悲，在于“道德的批判”。所谓卑鄙，则在于批判者如果身处于小说的背景之中时，并不一定会有多少优于小说中人物的选择可能。至悲哀时，甚或更加可悲于小说中的人物。
这样说时，我们有一些前例可以引而为鉴：比如米切尔的小说《飘》中的斯嘉丽，在小说起初，我们很难想象斯嘉丽最终会变成那样一种令我们感到痛苦的存在。严酷的环境对于环境中的人带来的影响和变化，不是由理性可以得到准确判断的。另外一个例子是巴尔扎克的小说《幻灭》中的吕西安，我们实在很难预料到后来吕西安所面临的种种处境，以及由这些处境所带给吕西安的那些深刻影响，这些影响最终使吕西安由一个文质彬彬的翩翩美少年变成了一个虚伪自私的可悲混混。
在《骆驼祥子》中，带给我们极大阅读体会的是所谓“理想论者”的可怕之处。当一个人完全沉浸于他的理想与目标，并为之坚持不懈，执着奋斗时，他可能很难因此而变得自私，冷血，残忍。祥子与车之间，就存在着这样一种可怕的关系。为了买车，祥子逐渐变得越来越自私，越来越冷血，越来越残忍。我们在这里发现，如果一种理想一种目标仅仅对于个人有利，仅仅专注于自身，而无助于他人的利益，无助于更多人的利益时，必须警惕这种理想这种目标，这种理想这种目标的设定，很有可能即是我们灾难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