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治四年（1647），36歲的函可和尚陷入到“私攜逆書”謀逆案中。
一個不問紅塵的僧人，何以身陷殺頭逆案？
函可俗名韓宗騋，廣東博羅人。他是前明禮部尚書韓日纘的長子，一個標準明遺民。
函可因撰實錄《再變記》，併爲南明小朝廷傳遞書信，但卻意外躲過死罪發配瀋陽。
陳寅恪先生言函：“反清運動奔走遊說。”
一個南來來和尚開啓盛京流人的序幕。
三百年前那個衣衫藍縷的和尚，撒下流人詩第一粒種子。
“逃山浮海”是遺民行止，但戴罪之身並無山海可逃，聚在一起“詩酒酬唱”，是最能寄託遺民心緒的方式。
順治五年(1648)四月，函可及徒弟法緯等四人被判流放盛京“奉旨焚修慈恩寺”。
煉獄之難國恨家仇，函可在困厄中以歌詠吟抒國殤之痛。
函可之後流放盛京地區的左懋泰，也是東北地區最早的流人。
順治六年，前明進士萊陽左懋泰舉家百口被流放鐵嶺。
同氣相投曠思劫生，儘管星散各地，卻頻頻交往詩文酬唱。
順治七年，東北第一個文人結社冰天社出現在盛京。
流人們借左懋泰的生日，結成30人左右的鬆散社團。
這年年底，函可發函邀集遼瀋“遺老流民”聚會，爲左懋泰祝壽頌詩。
函可首倡爲詩，響應參與者共33人，囊括了當時盛京地區幾乎所有的不同出身的文人。
七天後爲函可生日，左懋泰牽頭作領，諸人再次集會應和。
兩次唱和賦詩86首。函可言“聊借雪窖之餘生，用續東林之勝事”。
本邦社會僧俗若河井，然僧人俗化讓此特殊羣體產生大量的社會活動家。
函可與各界廣泛交往。甚至海城縣縣令王令與函可都過從甚密，函可贊其“一局殘棋一卷書”。
函可沒有料到的是：他生前因文字罹禍，身後也在劫難逃。
乾隆四十年（1775），即函可逝後116年，清廷查繳禁書。
“凡函可住過的寺廟及雙峯寺所遺碑塔，盡行拆毀”。連《盛京通志》中所載事蹟也逐一刪除。
《千山詩集》、《千山語錄》被列入禁書。
秦火餘灰的1400餘首詩，是清初社會特別是東北的真實寫真。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 仲春，奉天尚陽堡的軍兵仍穿着棉衣。
32歲的陳夢雷歷經一個月的折騰，早萬念俱焚。
一天50裏帶枷行程，流兩千裏到奉天尚陽堡（開原）給披甲人爲奴。
流，是清朝《大清律》中笞、杖、徒、流、死等五種刑罰之一。
東北荒涼偏僻原始未鑿，爲流徙罪人之地。
陳夢雷爲人熟知，不止因編纂《古今圖書集成》，
更因他“附逆”及與朋友反目糾結靈魂的曲折際遇。
閩人陳夢雷少有才名。康熙九年進士，翰林院編修，是功力深厚的大家。
奉天府尹高爾位使其脫離奴籍，以優禮延至府中。
當時朝廷號令各地主政者纂修方誌，盛京方誌雖有文人蔘與，
但最重要的《盛京通志》，卻因無作手遲遲難成。
奉天府尹聘陳夢雷主修《盛京通志》，並負責組織、指導各地修志。
不僅《盛京通志》很快修畢，《海城縣誌》《承德縣誌》和《蓋平縣誌》亦順利成書。
修志爲系統工程，史識史眼都是難得的文化遺產。
陳住的瀋陽城西素園“雲思草堂”，康熙26年夏建就，亦爲文士相聚的中心。
康熙37年東巡瀋陽，陳夢雷迎至撫順匐伏道左，進“聖德神功恭紀”百二十韻。
康熙面對此情此景，應該是很受用的。
在17年間，幾乎所有流放或寓居於奉的文士都與陳有交往。
一羣文士的到來改變塞北文化的生態。
這批文化流人，掀起地方文化熱也潛移默化地改變了地域形象。
清初流人到來前的盛京，教育十分落後。
除了皇家貴戚子弟覺羅學校，私塾無一例外地缺乏高水平師資。
由於缺乏教育，某些官府文書甚至寫在木牌上，“邊外文字多書於木，往來傳遞牌，存貯年久者曰檔案”。
大批流人改變了東北的這種狀況，爲教育發展帶來了生機。
數以萬計的流人因觸犯刑律而被遣發東北。
流人通文墨，多以教書自給爲較普遍的生計選擇。
流放文人楊賓概括：“貧而不通滿語者則爲人師，終歲所獲，多者二三十金，少者十數金而已”。
教師收入年20兩到30兩銀子，這是清代東北流人中的普遍情況。
順康年間，許多知名的文化流人，都在盛京地區從事過私塾教育。
瀋陽是盛京地區文化流人比較集中的地方，流人蒙師亦很多。
著名學者陳夢雷“在塞外十餘年，公卿子弟受業者衆”。
而較早的原四川巡撫赫浴，順治十五年(1658)流尚陽堡，建格物致知之堂。
常與當地士子聚會“讀書講學無間寒暑”。
郝浴號清入關第一進士，27歲考取一甲進士，歷任刑部主事、湖廣道御史、巡按四川。
1658年郝浴有幸寬赦爲民，他在鐵嶺“南門內之右”開始講學生涯。
他購置大量“天下圖書”，以備生徒學習，講堂取名“銀岡”講堂。
流人左懋泰、戴國士等人，紛紛把子弟送其門下，書院“人文蔚起，科第連綿”。
康熙十二年，郝浴官復原職，他將書院全部無償留給當地。
當一批文化修養高、視野寬闊的流人加入蒙師行列，盛京教育結構發生根本性變化。
清盛京地區流人按地域可分三大羣體，以函可、陳夢雷爲代表的瀋陽流人羣；
以左懋泰、郝浴爲代表的鐵嶺流人羣和以季開生、丁澎爲代表的尚陽堡流人羣。
衆多流人可謂羣星燦爛，其詩文、所治史志及教育等堪稱碩果累累。
流人間形成的文化氛圍，構成了獨特的盛京流人文化圈。
清初盛京文化，是靠文化流人撐起的骨架。
順治十年，少詹事李呈祥；十三年，大學士陳之遴及其妻徐燦陪同流放。
康熙二十八年，太常寺少卿趙崙，與郎中高啓元、御史鹿廷瑛、馬光一道同遭流放而至；
二十九年，翰林院編修楊瑄流放瀋陽當差；三十年，翰林院侍講戴梓舉家流放盛京⋯⋯
一個流人文學羣體，非挑單幫的孤立行爲，是共生、共勉、共進。
長流戍所不返的戴梓，留下300餘首詩展示內心世界及遼瀋大地的景象。
陳之遴的《浮雲集》雖所收詩詞不多，卻情深意摯。
歷年流人中總是充訴才華橫溢的文士，更有女詩人。
順治十四年十二月，大理寺左評事張我樸（被斬）妻朱又貞流放出關。
朱又貞在冰天雪地之中來到了苦寒的尚陽堡。
在這裏朱又貞結識了跟隨丈夫陳之遴流放至此的徐燦。
徐燦是江蘇吳縣人。光祿寺丞徐桴女，著有《拙政園詩集》。
兩位天涯淪落人惺惺相惜，才情女子時以詩唱酬。
除了與徐燦有詩往來，朱又貞還與張天植的兩位夫人以詩交往。
流人文化不僅是男人們的創造，更有國內不多見的女詩人們。
順治十六年，朱又貞滿懷悲憤幽怨之情離世。
流人丁澎滿懷悲情地寫“幼兼道蘊之才，金閨詠絮；繼上緹縈之疏，碧血成絲。”
這些遠去的才情與風骨，誰人想起⋯⋯
參考文獻：《遼左見聞錄》、《千山詩集》、《浮雲集》、《拙政園詩集》、《松鶴山房文集》、《東北流人文庫·流人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