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房:与领导沟通,真的是太难了 | 资治通鉴

京房:与领导沟通,真的是太难了 | 资治通鉴

在上一篇文章我们讲到了京房主张对人才制度进行考核。这相当于是一次小型的改革。因为人才制度,关乎着整个国家的未来发展方向。

京房之所以要改革,是看到了当时的人才制度,存在着缺陷。什么缺陷呢?就是单纯以名誉来选拔。有人会觉得,一个人名声好,不正是代表这个人能力强,人际关系好吗?这是不一定的。如果一个人贪赃枉法,并利用这些非法所得的钱来讨好他人,勾结群党,那么他的名声也会非常好,因为有很多人支持他。

例如,在《人民的名义》中,祁同伟就将自己老家的人,悉数安排到政府里面工作。老师高育良讽刺他,是不是准备把村里的野狗,也安排进公安局当警犬。对于老家的人来说,祁同伟这样的人,可真是了不起,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表扬他还来不及,怎么会想着说他坏话呢?

但是,从全社会来看,祁同伟就如同蛀虫一样,利用权力,勾结群党,肆意安插自己的人进政府工作。而那些辛辛苦苦,兢兢业业的人,对他们来说,就非常不公平了。

一、与领导沟通,真难

汉元帝时期的政治氛围,就是这样。所以,京房主张改革。而改革所遇到的最大阻力,是当时的中书令石显。

《资治通鉴》:“是时,中书令石显颛权,显友人五鹿充宗为尚书令,二人用事。”

这句话,就非常明显地点出了当时的环境。中书令石显,与尚书令五鹿充宗,把握住国家的权力。“用事”一词,就足以说明两人权倾一时。

有一次,京房被汉元帝宴请,有一段很精彩的对话。

他问汉元帝,你知道周幽王、周厉王为什么会让国家变乱,他们任用了什么人?

汉元帝也读过历史,就说,周幽王、周厉王,都是昏庸的天子,他们任用了奸邪,没有把国家治理好,这才导致国家变乱。

京房反问,如果明知道对方是奸邪之人还任用,这样的君主是不是贤德的呢?

汉元帝避开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以其时乱而君危知之。”当时的君主处在危乱局势当中,且身处险境,多少会有些被动。而作为后人,远离当时的情景,则能够看得清楚。

不仅如此,在乱世之中,君主都认为自己任用的都是贤能的人。如果每个君主都能够明辨大臣是否奸邪,怎么会出现亡国呢?

京房认为,齐恒公、秦二世都熟知周厉王、周幽王的故事,还讥笑他们。但是,齐恒公自己就任用竖刁,而秦二世则任用赵高。他们用人错误,最后导致满山盗贼。

汉元帝听完之后感叹,只有真正有智慧的明君,才能够通过历史来吸取教训。

京房脱下官帽,向汉元帝叩头说,《春秋》这本书,记载了两百多年的天象异常与灾难,是上天用来警告君主的。自陛下登基以来,出现了大量的反常天象,如日食、月食、星辰逆转,山崩,泉涌,地震,石陨,夏霜,冬雷,春凋,秋荣,陨霜不杀,水,旱,螟虫,民人饥、疫,盗贼不禁,刑人满市。书上记载的灾象,现在全都发生了。陛下认为,现在是乱世,还是治世。

汉元帝思索了一番,说现在应该也是乱世。但是,他也认为,自己所任用的人,不会像周幽王、周厉王那时候的奸邪一样。

京房则进一步诱问汉元帝,他说,之前的君主,也是跟陛下一样的想法。后人看待现在,也如同我们看待古人一般。

汉元帝思索一番,又问:你指的是谁?

京房没有直说,而是将问题打太极推回给了汉元帝,说陛下最信任的人,与陛下谋划国家大事的人,掌握用人权柄的人。

汉元帝恍然大悟,说自己知道了。但是,汉元帝并没有疏远石显,与石显的关系与之前一致。京房的苦口婆心,也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写了一段点评,他认为汉元帝真的是个大傻子,人家京房都暗示了那么多次,一句话都听不懂。

这就好像一个下属在跟上级汇报工作,当中涉及到上级工作中的失误。下级不敢直接点明,就旁敲侧击、拐弯抹角地说给领导听。领导越听越迷惑,反而认为自己做得好。最后,来了一句,我知道了。就把事情给一笔带过。

跟这样的领导沟通,成本很大,也很危险。首先,他自己不能够发现问题所在,不能够对风险进行防范。其次,如果你拐弯抹角地对他说,他会认为自己做得好,做得没错。如果你直接把问题给他说出来,他又会大发雷霆,心里盘算着怎么把问题推卸给其他人。就如同汉元帝一样。

二、君主与大臣

对于石显来说,他想要做大,独揽权力,单靠自己一个人是不可能的。因此,他需要发展自己的群党,把自己的人安排到中央里面。而京房的改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会锁死他的规划。

汉元帝自己也感慨:“以其时乱而君危知之。”他认为,自己身处在迷雾当中,很难看清楚时局。而要想跳出迷雾,很难。

如同一个领导,身边围绕的都是拍马屁的人。如果不能够真实地看清自己,久而久之,领导自身也会产生错乱的自信,把佞言当成是真言。而一旦有人要来揭穿这个骗局,领导反而会第一个跳出来反对。

在《韩非子·爱臣》中,韩非就论述过这样的问题。

“臣闻千乘之君无备,必有百乘之臣在其侧,以徒其民而倾其国;万乘之君无备,必有千乘之家在其侧,以徒其威而倾其国。是以奸臣蕃息,主道衰亡。”

君主的周围,围绕着大臣、妻妾、兄弟、子孙。哪一方的势力过强,都会危及到君主的地位。

为了防备各方对于君位的觊觎,则需要时刻紧盯着自己的权力,且权力越大,觊觎的人越多,争斗也就越危险。

为了获得权力,各方都会尽可能地拉拢民心,提升自身的威望。即:徒其民、徒其威。

诸侯做大了,天子的地位就危险了。群臣太富有了,君主就开始衰败了。

对于君主来说,自身最贵重,地位最尊贵,威望最重,权势最大。但是,如果君主不能将君位把握在自己手里,就会被外人窃取。

商朝灭亡,东周衰落,都是因为诸侯做大了。晋国被魏氏、韩氏、赵氏分裂、齐国被田常分裂,都是因为大臣过于富有。燕王哙被子之杀害,宋恒侯被子罕劫杀,也是因为大臣权势太大。

石显是汉元帝最为信任的人,所有的事情都必须要由石显转达,因此石显的权力与威望极大。汉元帝知道这一点,但是他离不开石显。就如同一个人,想要通过养狗来看家。结果狗的地位越来越高,凌驾于主人之上。主人变成狗,狗变成主人。

《韩非子·八说》:“慈母之于弱子也,爱不可为前。然而弱子有僻行,使之随师;有恶病,使之事医。不随师则陷于刑,不事医则疑于死。慈母虽爱,无益于振刑救死,则存子者非爱也。子母之性,爱也;臣主之权,策也。母不能以爱存家,君安能以爱持国?”

一个母亲,对自己孩子的疼爱,是绝对真诚的。但是,当孩子生病的时候,就必须要找医生医治,否则就会生病而亡。当孩子犯错的时候,就需要让老师教导,否则就会受到刑罚。

母亲对待孩子,是纯粹的爱,但是纯粹的爱,并不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仍需要外力的辅助。君主与大臣之间的关系,是纯粹的利益关系,妄想通过单纯的仁爱来解决所有的问题,同样是不现实的。

现在很多人做领导,喜欢画大饼,并想要通过这样的大饼来“感化”员工,同样也是不现实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君主与大臣的目标并不相同,君主注重国家利益,只有保障了国家利益,自己的地位才具备合法性。大臣注重自身利益,只有自身强大了,才能够更进一步。

狗想着是自己如何才能够吃饱,而主人想的是如何让整个家的人都吃饱。奸臣就像病毒一样,无时不刻盯着免疫系统。一旦君主松懈了,免疫系统出现漏洞,病毒马上就会趁机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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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考核制度,选拔真正有能力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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