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反對胡先生把五四運動當成對“新文化運動”的“政治干擾”這一種看法。相反的，我認爲一個新文化運動的後果，必然是一個新的政治運動，而所謂“新文化運動”，則是近百年來中國整個的“現代化運動”中的一個“階段”（stage）。爲此筆者曾於50年代的末期寫過一篇長文叫作《論中國現代化運動的階段性》（見《海外論壇》1960年1月、2月“創刊號”及第二期）。
就管見所及，近百年來由西洋文明“挑戰”（challenge）而引起的“中國現代化運動”的發展，是一個階段、一個階段向前推進的，直到它能夠向整個西方文明作“反挑戰”（counter-challenge），而達到領導“超西方”（post-Western era）階段的世界文明爲止。
說穿了，這些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層次分明的諸階段之遞嬗，也就是中國現代化運動中的“過關運動”。關雲長如果不能“過五關，斬六將”，何能離開“曹營”? ！
近在眼前的80年代中的“民主法治”階段便是另一大關。這一關如果過不掉，我們中國人還配談“向西方文明反挑戰”? ！還配談“21世紀是中國世紀”? ！
可是這“現代化運動諸階段”，是“後浪推前浪”式的循序前進的。領導這一潮流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政論家，乃至一般知識分子，都應看清時代。“落伍”固然不好，“躐等”同樣是錯！就拿我國抗戰之後那幾年來說罷，那種大兵之後、瘡痍滿目、餓殍載道、處處貪污、遍地文盲的情況，我們哪裏配談什麼“民主憲政”。用一句政治學上的抽象名詞，那時我們民族所真正需要的便是個有效率的“福利專政”（Benevolent Despotism）。如果置政治解紐、天下饑饉於不顧，而去應付一些嘩啦嘩啦的老頭子，和一些無知的洋人，去搞什麼不急之需的“民主憲政”，便是在“現代化運動”上“躐等”了。
反過來也是一樣的。如果一個國家，衣食足，禮義興，經濟起飛，教育普及，那麼“福利專政”就搞不得了。代之而起的必然便是個推動“民主法治”的運動。這是“中國現代化運動”中的一個跑不掉的“階段”，而這一階段現在已經顯出其咄咄逼人之勢了。
胡適之先生是老一輩的“文化學者”（culturist）而不是一位“社會科學家”（social scientist）。他把“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當成兩回事，便是純粹從一個“文化學者的觀點”（culturist approach）出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