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的印象裏，藥物應該是這麼被髮明出來的：先是發現了一種疾病，然後搞清楚導致這種疾病的生物學原因，再根據這種原因設計出解決問題的藥物。一款新藥就這麼誕生了。但是在現實中，有太多藥物的出現完全是相反的路徑。人們先是偶然發現一種東西似乎能夠治病，然後才慢慢地分離出當中起作用的化學物質，最後才慢慢搞清楚這種化學物質到底是怎麼起作用的。
二甲雙胍最早的源頭是一種叫作“山羊豆”的歐洲植物。在19世紀末，美國人把它引進美洲大陸。起初，是想作爲一種牧草推廣的。結果沒想到，牲畜吃了山羊豆以後特別容易生病死亡。因此，很快它就被列入有毒植物的名單被禁止了。之後的研究發現，山羊豆裏含有一種叫作“山羊豆鹼”的化學物質，它能毒死牲畜。而它之所以有毒，是因爲它能夠特別劇烈地降低血糖。很自然的，這種被牧民拋棄的植物就被糖尿病科學家給撿了回去。他們當然希望搞清楚，山羊豆鹼這種東西是不是可以用來治療糖尿病。
在那之後的幾十年裏，化學家們陸續合成了一批山羊豆鹼的類似物。即今天大名鼎鼎的二甲雙胍就是其中之一，它誕生於1922年。巧的是胰島素也同樣誕生於1922年。
“既生瑜，何生亮”。胰島素的出現，徹底掩蓋了二甲雙胍的光芒。
謎一般的二甲雙胍
如果不是有一種能喫死牲畜的毒草，如果不是那位重新發掘二甲雙胍的法國醫生，治療糖尿病的第一神藥豈不是壓根就不會出現？或者反過來說，難道要治療一種像2型糖尿病這樣的世界性流行病，我們人類居然沒有什麼可靠的手段發明藥物，還得寄希望於偶然，寄希望於奇蹟麼……？儘管不太情願，但不得不承認有質問是很正確的。
因爲二甲雙胍除了它的發現純粹出自偶然之外，更讓人類生物醫學研究者覺得羞愧的是，我們至今都不完全知道這種藥物到底是怎麼起作用的。平心而論，不能說醫生和科學家們沒有下功夫。在過去二三十年裏，有大量的研究都在試圖解釋它的作用機制。
很多人認爲，二甲雙胍主要的作用位置在人的肝臟，它能有效地阻止肝臟生產更多的葡萄糖進入血液，從而起到降低血糖的效果。更具體的，二甲雙胍很可能是通過激活一個名叫AMPK的蛋白質分子，起到抑制葡萄糖生產的作用的。這個解釋在過去20年裏佔據了主流地位。
但是必須得說，這種先看到現象，再尋找解釋的研究路徑，其實很不可靠。就像那句俗話所說，當你手裏有一把錘子，可能看什麼都像釘子。
現代生物醫學的鍊金術色彩
如果找不到二甲雙胍的作用機制，就意味着我們沒辦法複製二甲雙胍的成功。比如說，想要開發一種和二甲雙胍類似，但是更安全、更有效的藥物，就成了癡人說夢了。
打個比方吧，中古時代的鍊金術士，就是把各種化學物質混在一起，煮一煮、燒一燒。就算哪一次偶然真的煉出了什麼寶貝，這種成功也幾乎無法複製，因爲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麼成功的。
同樣是誕生在1922年，有目的的生物醫學研究帶來的胰島素已經經歷了好多回合的進化，有了脫胎換骨的變化。而偶然發現得到的二甲雙胍還是二甲雙胍，今天人們喫到的二甲雙胍，和1922年首次被合成出來的二甲雙胍毫無區別。更要命的是，像二甲雙胍這樣的鍊金術式的藥物，並不是絕無僅有的。比如近年來一個著名的例子——治療抑鬱症的藥物氯胺酮。說起氯胺酮也許你會覺得陌生，但是它有一個俗名你可能聽說過——K粉，一種大名鼎鼎的毒品。
氯胺酮這種東西，最早是1960年代作爲麻醉劑被髮明出來的，但是很快歐美地下文化圈就發掘出了它的毒品屬性。但到了2000年前後，氯胺酮居然又獲得了新一輪的好名聲。因爲有一些醫生髮現，這種藥物能夠快速緩解抑鬱症，挽救處於自殺邊緣的嚴重抑鬱症患者。你看，和二甲雙胍的情形類似，氯胺酮用來治療抑鬱症也是一個偶然的結果。更類似的是，直到今天，我們都還不完全知道氯胺酮到底是怎麼起到治療抑鬱症的作用的。這樣一來，想要發明一個和氯胺酮類似的，能夠治療抑鬱症但是又沒有什麼成癮屬性的新藥，就不知道從何下手。
這兩個相似的案例說明了一件事——現代生物醫學儘管已經高度發達，但是仍然無法擺脫濃重的鍊金術色彩。在很多時候，獲得救命藥物或者解釋救命藥物，還是得祈求運氣。
二甲雙胍給人的“彩蛋”
在二甲雙胍進入市場之後，世界各地的醫生們陸續觀察到這麼一個奇怪的現象——按時服用二甲雙胍的糖尿病患者，似乎活得比健康人還要更健康一點。這些人患癌症的機率似乎降低了，患心腦血管疾病的概率似乎也降低了。
當然了，搞清楚爲什麼二甲雙胍能治療糖尿病、能抗癌、能治心腦血管疾病、能延長壽命，都是非常重要的科學問題。期待更多科研成果被我們逐一發現。
注意：至少截至目前，二甲雙胍還是一種治療糖尿病的處方藥物，它也有不少副作用需要警惕，比如說，可能會導致腹痛腹瀉、噁心嘔吐等胃腸道反應；再比如說，可能會導致腎功能有問題的人的腎病加重，所以不建議你隨便就去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