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剛的《胡適雜憶》明顯是“胡適注我“，而非我注胡適，他借胡適表達的卻是唐德剛自己的觀點，非常明顯。
二十世紀初，著名軍事家蔣百里先生曾寫一本《歐洲文藝復興史》，要梁啓超來作序推介。梁啓超欣然應允。而梁任公做學問卻是認真得很，那序文一下筆便就剎不住車了。待到寫就，回頭一看竟有數萬言之多，洋洋灑灑，與原書一樣長，難以印在書前。本是序文，卻倒成了東西文化比較的專著，只好獨立出版，書名便叫《清代學術概論》。到該書出版時，梁啓超卻要叫蔣百里來爲這“序”再寫一序，成爲出版界和書界的一段佳話。
如今，蔣百里的那部《歐洲文藝復興史》已鮮爲人知，而梁啓超的那篇“序文”，即《清代學術概論》卻常被人提到。想來，那梁任公的名氣實在過大，掩住了蔣百里的名氣倒也不足爲怪。苦就苦了那蔣百里，好不容易寫了本書，想倚梁啓超這個大名人以自炫，到頭來卻讓梁任公來了個喧賓奪主、反客爲主。一開始，他怎麼也不會想到會是這樣一個結果。
而唐德剛也搞了一個這樣的“烏龍“，傳記文學老闆本來打算出版唐德剛主持和採訪的《胡適口述自傳》，讓唐德剛給寫個序，結果唐德剛寫嗨了，洋洋灑灑寫了個十幾萬字的序，比原書還長自然無法作序，於是索性單獨成一書出版，於是有了《胡適雜憶》一書，按慣例得讓胡適老先生反爲他作序，可是也沒法把老胡適從棺材板裏叫起來，於是只好把這差事交給了周策縱和夏志清，他們倆就順水人情，把唐德剛好好地一邊揶揄一邊玩笑地吹捧了一番，不過唐德剛實在是有才氣，也有想法，也有張大嘴敢說能說，絲毫沒有冬烘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