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之先生“交遊遍天下”，但是俗語說“知心有幾人？”真是替他老人家說的，晚年在紐約做寓公的胡適簡直可以說沒有朋友。
文人的朋友大致有兩種：孔夫子的朋友是友直、友諒、友多聞；施耐庵的朋友則是友談、友吹、友喫喝。這兩種朋友胡公幾乎都沒有。至於江湖上的“刎頸之交”和西洋人的“能濟緩急的朋友，纔是真朋友”（A friend indeed is a friend in need），那就更談不到了。
胡適在紐約沒有朋友的理由很多：
我國古語說“衣不如新，人不如故”，胡氏年近七旬，寓居異域，“故人”本已不多。就筆者旁觀，胡先生這一階段內的真正朋友似乎只有李書華先生一人。李先生是位科學家，年高德厚，爲人又極其淡泊純真，又有極厚的書卷氣，晚年在紐約退休以治科學史爲消遣。李公治學之認真實和胡公搞《水經注》相伯仲，所以這兩位老人家在一起大有“學問”可談，而李氏又無求於胡氏。“君子之交淡以親”正是他二老友情的寫照。
李氏以外，胡公似乎再無第二個可以緩步公園、閒談往事的“故人”了。胡適之是位“學者”，談學問是他終身之所好，而他的老朋友大多學優而仕，從此一去不返，而他們與胡適友誼的關係，往往卻是他們搞政治的本錢。持胡適大旗而舞之，他們和胡氏因而也就沒有什麼“學問”好談了。學問之外，中國男人談話資料那就莫非政治和女人了。胡適何可談女人？！因此他們朋友之間的話題就只剩一個——雞毛蒜皮的政治。幸好老胡適對雞毛蒜皮的興趣至大，他公寓內訪客如雲，他老人家笑口常開也就樂此不疲了。
再者，一些學者如把書袋丟得乾淨而淪爲官僚，其言語無味、面目可憎的程度，往往甚於職業官僚。因爲職業官僚多少還有其職業上的“本色”，而半官半學的官僚，妾身未分明，反而兩無是處！
搞學問本是個“曲不離口”的專業，是荒疏不得的。俗語說“秀才三年成白丁”。一個成了白丁的秀才，如再回頭和白鹿洞主談學問那就很難投契了。加以胡適之又是個十項全能、高等常識異常豐富的大文化人，你和他“外行話”是不可亂說的。筆者在無數次集會或社交場合之內，就親自見到這種尷尬的場面。我默察胡氏的反應，看他技巧地把話題轉換，也真難爲了他！
如果“我的朋友”的朋友，與“我的朋友”在社交場合，除掉雞毛蒜皮的政治之外，連聊天的題材都沒有，那麼“我的朋友”的朋友也就不成其爲“我的朋友”的朋友了。
胡適之在學術界裏的地位太高了。他和許多最高級政治領袖在政海中一樣，一言九鼎，所以對許多問題除掉哼哼之外，他是不能隨便答腔啊！這或許也就是人物愈偉大、朋友愈少、生活愈孤單的原因之所在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