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天作證，有文可考華夏文明史前推上千年——道經載北斗六開陽又名北極所示6000年前星象的意義再談
（本文系原載於《中華文明》2020年第1期的拙文《上天作證，有文可考華夏文明史提前上千年——道經載北斗六開陽又名北極所示6000年前星象的意義略談》升級版）
易宏
擡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澤東，想念毛澤東……（《紅軍戰士想念毛主席》）
大河向東流哇，天上的星星參北斗哇……（電視劇《水滸傳》片尾《好漢歌》）
由上歌詞可知，北斗，在族人心中，是多麼崇高，多麼神聖。而且，如圖1、圖8所示，在當今世界幾大衛星導航系統中，唯有中國，以其傳統的星斗崇拜和天道信仰的主要對象或象徵——北斗，來命名，並用它的形象作LOGO。
族人的這種北斗崇拜，由來久遠，廣見於傳世典籍。特別是，在《道藏》所收《太上正一盟威法籙》等多部早期道經中，有關於北斗第六星開陽又名北極的記載（參見圖2），這實爲對大約6000年前天北極接近開陽時，人們以之爲北極星這一天象的記述。有關考察，筆者已撰文《華夏天道信仰和道家思想萌芽與初成的幾個節點略探——以拱極星爲線索》，於2019年9月在蘭州“第四屆崑崙高峯論壇”交流，該文會後修訂稿被集刊《東方哲學與文化》錄用。重點展開該文部分內容而成《上天作證，有文可考華夏文明史提前上千年——道經載北斗六開陽又名北極所示6000年前星象的意義略談》（刊發於《中華文明》2020年第1期），和《躡天紀 拜七公——柿子灘萬年前巖畫禳星場景或爲道教踏罡步鬥祖形》（刊發於《恆道》2020年第1期）。今據作者於2020年11月在渦陽“第五屆崑崙高峯論壇”所發《同天共地——天道信仰視域中的人類文明起源與發展略探》等新發現，升級開陽-北極文再談相關價值和意義。
一、星斗崇拜萌芽與北斗崇拜形成概說
星斗崇拜，幾乎是人類共有的現象。但是，對拱極星給予特別關注和崇拜，並發展成中華傳統文化的核心——天道信仰（參見王卡《天道信仰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似乎是吾族特有的現象。
在這樣一個天同地殊的環境中，或許由於擇時選地採集狩獵水平的提高和定居農耕的發明與進步帶來生活安穩和內心安適，吾族先民特別注意探索變化不斷的自然現象的穩定規律。
在這一過程中，人們可能逐漸注意到，在晝夜運行變化的日月星辰中，北天星辰，特別是拱極星的運轉變化幅度較小，其規律較容易觀察和掌握乃至運用。華夏先民對拱極星的特別關注和崇拜，大概就在這樣一種地上生產（包括在採集狩獵農耕等）生活的環境和需求中，萌芽和發展。
北斗崇拜是星斗崇拜和天道信仰的重要組成部分。
考古發現和文獻記載，以及相關傳說中的北斗崇拜，基本都是對它作爲拱極星的崇拜。但是，北斗，和全部歲差圈（參見圖6、圖9）外側拱極星，以及歲差圈內側的近圈拱極星，都不是永恆拱極星。
北斗星，明亮且形如生活器具鬥勺，或許因此而成爲最早受人關注的鬥狀星座。或因被特別關注，古人還給這七顆星的不同分組以及每顆星都分別命名。人們把形似鬥身的那四顆星合稱爲斗魁，簡稱魁。將猶如彎曲把手的另三顆星合稱爲斗柄或斗杓，簡稱杓。至於那七顆星各自的名稱，從鬥口起，順時針，依次爲：天樞、天璇、天璣、天權、玉衡、開陽、搖光。（參見圖3）
但是，在遠古，北斗曾經離（赤道）北極很遠。比如北極在織女星附近的時候，北斗基本不會出現在中原（姑從黃河流域說）測者的北方視野裏，可觀測的視角不佳且時間很有限。那時的北斗，也許只是被稱作鬥，或大斗，就像英語裏的Big Dipper。人們對它，雖然可能有所關注，但也未必多麼崇拜。（筆者老家稱北斗星爲打鬥星。打鬥，是水稻脫粒用扳桶在筆者老家的說法，口約五尺見方，深約兩尺半，底略小，成鬥形）
僅就當前這個柏拉圖年（參見圖6）來說，據杜甫詩等言“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之類星象和相關傳說中神鳥的存在，以及神鳥運四時（參見圖4）紋樣或器物等考古發現，古人對拱極星的崇拜，很可能是由迎近北天極的天津四以及整個天津星官（大致對應西方天鵝座）和織女星等這一亮星羣激發而萌發，其時，早在距今18000多年乃至20000年左右之前。
大概是由於，夜空第19亮恆星天津四並天津星官諸星（大致對應西方天鵝座。在此天區，中國有喜鵲，西方有天鵝，中西神鳥異形同位）和第5亮恆星織女星整晚不落耀星空，刺激人們的視覺，吸引古人的眼球，強化了人們對北天極的關注，並呈現出一個神鳥般拱極運行的指向授時星座（參見圖4），其功能類似後世北斗，這可能是此類星座之第一。隨後，天紀、天棓、女牀、貫索、七公等諸星官（當時的諸星官構成，不一定和傳世文獻與星圖所記完全一致。參見圖6），相繼進入恆顯圈，長條形的七公，成了第二個迴旋指針狀授時星座。
基於發現於距離黃河壺口東岸不遠處的山西吉縣柿子灘遺址，且據考繪製於大約距今10000年前的女巫禳星巖畫（參見圖5），筆者認爲，在那時，人們禮敬膜拜的主要星官，還不是北斗，而是當時正在北極附近的七公（巖畫中女像上方七星點，但當時人們所關注的那七星的組合，不一定同傳世文獻和星圖中的七公星官完全一致）。
至於巖畫女像下方星點，很可能是天紀星官或/和附近諸星的某種組合。特別是天紀，還可能就是步罡踏斗又稱步綱躡紀、飛罡躡紀所說的“紀”。或說，躡紀，就是道經對腳踏天紀、祭拜七公的柿子灘巖畫女巫那樣的祭祀禮儀步伐的描述和傳承。若能判定這一點，不僅可以肯定，道教踏罡步鬥，起源於萬年之前，並傳承至今，而且，還能確定，道經記述着上萬年之前的華夏先民活動。
實際上，不論那些星點表示哪個星座，似乎都在暗示，腳踏拱極星，接近北天極，以親近上帝或道，是族人禮星斗、敬天道相關禮儀的基本形式，由來久遠。後世道教科儀的踏罡步鬥，很可能在那時已有雛形萌芽。柿子灘巖畫中那位女巫的原型，可能也就是後世道士的老老前輩，或爲天師之祖。當然，也可能是政教合一的遠古通天王者。
天津星官（和附近諸星）構成的拱極飛天神鳥崇拜，大概是人們對迴旋指針型授時拱極星座崇拜的開端。對這樣的星座，古人把它看作主宰或掌控天地萬物和歲時變遷的神明加以崇拜。
在這一過程中，人們大概逐漸模糊地意識到北天極的存在，但還不能確定。
北極與時俱變，天津、織女和七公漸相繼遠去，北斗逐漸靠近。大約在距今7000年前的時候，北斗七星進入中原地區恆顯圈，整夜全鬥七星高懸北方天空，不落入地平線，開始成爲名副其實的北斗。“七星高照”吉言，或由此誕生。
在迴旋指針授時星座從七公向北鬥七星過渡期間，即大約在距今8500~6500年之前的約兩千年間，加上玄戈、招搖二星的五星長杓北斗九星（參見圖6），很可能曾經充當過時空銜接橋樑。
北極繼續移位，大約在移動到左樞和右樞兩星之間的時候，一些觀測者以左右二樞爲雙極星，這大概也是此二星名稱之由來。又鑑於，北極，在古代可同太極互釋（參見葛兆光《衆妙之門——北極與太一、道、太極》），太極圖中的兩個小點，或許就取象於此二星。另一些人，或因重視亮度和北斗團隊，則以當時真北極附近最亮星——北斗第六星開陽爲北極星。左右二樞和開陽-北極，是吾族傳世文獻和星圖所見最早被視作極星的星辰。其時，大約在距今6000年之前（參考電腦仿真數據，以開陽大致可排他被視作北極星的位置推定，而非距北極最近點。參見圖6、圖9）。
不知歲差的古人，沒有預知未來極星的能力。先到的開陽-北極和左右二樞雙極星認定，讓後來大約在距今約5000年前時非常靠近北極的右樞，始終頂着“右派”帽子，沒能在華夏文明中以獨立極星之名垂留青史。
至於北斗之得名，或許是先賢在構建二十八宿周天座標體系的時候，看中了隔着北極，遠在赤道附近的一個較暗的六星斗狀星座，於是，爲了區分二者，便把早先關注的當時正在北方的那個明亮七星大斗，稱作北斗；把後來注意到的那個在南方的闇弱六星小鬥，稱作南鬥。
七公退，北斗進，靠近北極者最受尊。
至遲初成於七公近極時代的拱極星與北極崇拜及相關禮儀，在人們把崇拜中心轉移到北斗以及新的北極之後，被改造和發展，爲後世道教所傳承。這也是，尊天道，順天時，法自然。
北極，看上去，大約自商周之交開始明顯遠離北斗。由於角度差異，唐代之後更顯快速離去。如今，搖光、天璣二星已脫離北緯36°（大致在蘭州-固原-臨汾-安陽-青島一線）恆顯圈（參見圖7），其中搖光，甚至已脫離北緯40°（大致在喀什-酒泉-烏海-大同-北京-秦皇島一線）恆顯圈。（參見拙文《啥時，在哪可見北斗導航LOGO那樣的北斗本尊呢？》）
北斗，正再次遠離人們的視線，逐漸難稱“北斗”了。天變，道亦變。吾族賢達已新造“北斗”送上天，不分東西南北全球晝夜永恆“顯”（參見圖1、圖8）。教也莫等閒。
二、關於道經記載北斗六開陽又名北極實爲約6000年前天象的考定及其價值和意義略談
（一）文獻價值
通過電腦仿真可知，北斗第六星開陽，是北斗諸星中曾經最靠近北極的一顆。其時，大約在距今5500年之前。大約在距今4500前的時候，北斗最近極星轉移到玉衡，然後是天權、天樞。（參見圖6、圖9）
更具體說，就北斗諸星充當極星的資格來說，開陽在沒有明顯亮度劣勢的同時，更大優勢則是幾乎一直保持無明顯位置劣勢約3000年，大概這也是開陽能在傳世文獻中留下極星尊號的重要時空保障。玉衡如果曾被認作極星的話，大概是以亮度取勝。至於，搖光、天權、天樞三星，曾被認作極星的可能性都相對較小。綜合位置排他和亮度等因素的考慮，開陽被認定爲北極星年代範圍，當在開陽星極距小於搖光的BC4344年到它最近極的BC3387年之間。說6000年前，是一個概數。
又，自商代中晚期以來，在北斗七星中，最靠近真北極的那顆星，一直是北斗第一星天樞。因此，道經記載北斗第六星開陽又名北極，肯定不是見存文字成熟之後的實時天象記述。
這是由於，在東晉天文學家虞喜（281～356）獨立發現歲差之後，族人才逐漸知曉，天極不是固定不動的。但當時的測算值，同近現代科學計算值相差甚大。至於虞喜之後的中國古代天文學家，甚至有唐代李淳風等反對歲差說，支持歲差說者也各有不同計算結果。因此，後人根據歲差現象，篡改曾經的極星相關記載或其在星圖中位置的情況，應當可以不考慮。正如馮時先生言：“……歲差發現之後的僞造或誤記，那是完全不能令人相信的。”（參見氏著《中國天文考古學》）
於是，我們可以確信，開陽又名北極，只能是遠古天象記憶，經師徒口耳相傳後的文字化。（此處之所以限定師徒傳承說，是因爲，筆者認爲，相對於關注北斗的大衆性，關注北極的，似乎一直是小衆，或許就是古代天文世家，而這些世家的祖先，很可能就是落敗的通天王者。這一思路，或爲洞見道經的衆妙之門）
也就是說，在《道藏》所收約出於南北朝的《太上正一盟威法籙》等多部早期道經中，關於北斗第六星開陽又名北極的記載，實爲對大約6000年前天北極接近開陽時，人們以之爲北極星，這一天象記憶傳承的文字化記述。
《尚書》首篇《堯典》，是傳世文獻中成書年代最早的天文學文本，雖然它的成書年代多被認爲在西周，但並不影響人們依據天文考古方法確定，其中記載了距今約4700年前的昴宿星象，和商末的火、鳥、虛三宿星象。（參見馮時《中國天文考古學》）
同理，雖然《太上正一盟威法籙》等多部記述開陽又名北極的道經，其成書，可能早不過東漢，但也並不影響我們憑藉天上證據判定，有關記載，實爲距今約6000年前的天象。這些記載，可能既是見諸傳世文獻且年代可考的，人類最早的北極和北極星認定，或廣義天文觀測，也是載於典籍且年代可考的族人最早文明活動。把有文字記載且可考的中華文明史，前推了上千年。
這些道書，保存了比《堯典》所記更早的天文觀測史料。可惜，未被足夠重視。這，大概也是獨尊儒術的一種遺害。
不論人們怎麼看，道經的文獻價值，蒼天作證，不可忽視。
（二）對道教乃至中華文明史研究與講述的價值
時下說道教史者，關於道教起源時代，多有東漢末年說，也有較早的西漢說、春秋說、西周說、黃帝時代說，似更有較晚的六朝說。
此前，筆者並未詳細具體考證，但僅憑直覺，似乎更願相信早期說。特別是，對道教起源於據傳約5000年前的黃帝時代說，過去雖未曾試圖證明，但似乎也可接受。近年，借用天文考古方法，對《堯典》和天一、太一二星以及出土漢式等文獻、天象和文物，加以考察之後，感覺可以認爲，雖然難以確定到具體人物，但說作爲道儒之源或百家之宗的，天道信仰或宗天禮教，在距今約5000年之前，已初步形成，是大致講得通的。如圖10例示，見存漢式天盤所示北斗，當系玉衡近極時天象，其時，大約在距今4500年前。其北斗之形，取地上不可實見之鏡像或“背像”（圖2和圖11所示亦屬此類，還有見於神像所執圭板者），堪稱超然天外的上帝視域中的北斗，足顯造式意象之宏闊。另外，又據《老子·第二十二章》“聖人抱一爲天下式”等，《北斗經》中的“玉局”，作式解，或更通道理。
如今，在考察吉縣柿子女巫禳星巖畫，和道經所記開陽又名北極之後，把道教的源頭，從約6000年前的開陽近極並得名北極說起，或從約萬年前的巖畫禳星女巫說起，感覺也都是可以的。特別是，有關開陽又名北極的記載，就在《道藏》所收道經裏，更不可視而不見。
且由此可知，在中華文明史上，成書年代不算早的道經，實際其中不少，有着同吾族文明史同樣久遠的傳承。
對這些文獻與考古發現和道教關係的揭示，進一步證明，華夏傳統文化的核心的確是天道信仰。衆所周知的魯迅先生說“中國的根柢全在道教”所指“道教”，也應該理解爲源自遠古並發展傳播於廣闊天地的“大道教”，整句話則“表達了中華民族文化傳統的根基是天道信仰”（參見王卡答記者問《民間宗教納入“大道教”》）。唯有如此，從來源久遠的天道信仰傳統上理解道教，才合“根柢”之本義。知根明柢，方可根深柢固而不離，以致幹壯枝繁葉茂果盛而不衰。
具體講，就《道藏》來說，堪稱繁星滿藏。將此，同開陽又名北極實爲約6000年前天象的發現相結合來看，我們或可進一步推定，早期道士多出自司星世家，高道被稱天師，教團住所活動場所被稱觀，大概也是源於此。反言之，不觀星或少觀星教團，傳如此羣星燦爛的經典，是不可設想的。
因此，傳世道經所記北斗六開陽又名北極，實爲約6000年前天象。同時，這一發現所揭示的，可能是有關華夏天道信仰和天道文明年代可考的最早傳世記錄。又鑑於中國傳統上對北天極的特別崇拜，而且北極、太極、道、太一可以互釋，北極又可稱天心，於是可說中華文明之初心在天心，天道信仰是華夏文明之根脈。因此，天北極的確認，是以天道信仰爲核心的華夏文明形成的重要標誌。對中華文明探源，華夏文化尋根，不忘初心，講好中國故事，具有重大意義。（筆者雖然初學工，但在做技術的同時常被兼做翻譯，也常被講中國故事，由此而留意如何講好中國故事）
對道經以及全部傳世典籍中的涉星記載，進行全面綜合考察，或有更多振奮人心的發現。
如果說，從前講五千年中華文明，還被人質疑缺乏依據，以致底氣不足。但如今發現，道經有記，更早千年，且蒼天可證。現在，講華夏文明六千年，也可理直氣壯了。
（三）天時價值
吾族古人，通過觀天象，察天道，而知時節，故將時間、時節稱爲天時。
天時，是天道的表現。天時觀，也是天道觀。注重天人合一的族人行事，講究天時、地利、人和。
曆法，是人們計量天時的方法，是人們對天時的認識，也是一種天道模型。因此，合天，乃曆法之本。如《周禮》，將式稱天時。足見先賢對天時之重視，並認爲可擇，可用。
曆法，是模型，也是計劃和預測。人的其他一切計劃和預測，無不基於此。特別是作爲曆法先驅的觀象授時，或許是包括星佔在內的一切預測之濫觴。
天時有無始終，人們不確知。但若要對之進行計量、記錄、計算，必須分段標識。於是，人們觀天象、察物候，由短到長，認識了日、月、年，把日細分，又確定了時。（時多義，初指季節、時節，後又指時辰，再指小時等。在本文內，用作計時單位，指時辰或小時，其他隨文自明）於是，紀年、紀月、紀日、紀時，也就成了曆法的基本元素。
年、月、日，週而復始，綿延不斷。如何分段計算，全在人爲。因此，曆法的制定，絕非純粹科技工作。
把年、月、日之始，分別定在冬至、朔日、子時，都是至暗時日，是吾族特色。不難看出，這正是道家思想在曆法制定中的體現。這樣的起始點的確定，僅憑日常生活觀察是做不到的，是要科學技術作支撐的，同時也是極大限度不分割人們方便活動的時間的做法。是道心精微、科技發達和人文關懷的高度統一，是見微知著智慧的生動體現。同以春分爲歲首、新月初見爲朔望月月首、太陽出沒爲日始的歷法相比，在細微處顯示着巨大的文化的差異。
如果說年月日之始的確定，還有天象可依的話。那麼，一個曆法的起始或起算年（稱曆元，但不限於年）的確定，則基本都是人的純粹主觀行爲，幾無例外。實際多數是由宗教信仰決定的。至於所謂“科學的紀年”說，本身就不科學。
中國傳統曆法，以夏曆爲代表，是陰陽合曆，遺憾的是其陽曆在確定二十四節氣後猶豫不前，沒有完善並通行的紀日系統；其朔望月陰曆，同陽曆的配合，雖然比其他陰陽合曆都好，但也還需進一步協調。
夏曆，雖然堪稱人類最好陰陽合曆，但沒有與時俱進，未能充分發揮其優越性，在清末和民國被極大貶損，以致曾被民國政府廢除。被用作指稱夏曆的“廢歷”、“舊曆”、“古歷”、“農曆”等民國造詞，實爲當時自貶之稱；以偏概全，用“陰曆”指稱本爲陰陽合曆的夏曆，擾亂陰陽，大概也是源於民國的對陽（洋）自卑乃至自殘。這些文化垃圾，遺存至今，致使曆法認知混亂者甚衆。夏曆雖然還在同西曆並用，但其被認知度和影響力，顯然已大不如前。
而且，如上海辭書出版社《辭海》（1999年版）“農曆(曆)”詞條釋文曰：
指中國現行的夏曆。屬陰陽曆。以其與農業生產有關而得名。其實，與農業生產有關的只是夏曆中的二十四節氣，而節氣是以太陽在黃道上的位置而決定的，屬於陽曆部分，與月相盈虧的陰曆部分並無直接聯繫。況且這種曆法並不僅僅服務於農業。故將中國傳統曆法的陰陽曆稱爲“農曆”具有片面性。
幾乎完全被忽視，實在遺憾。（參見拙文《“農曆”之說恐系自貶或爲民國垃圾似可休》）
又，或因吾族“一王教”（筆者對王權統衆教現象之簡稱）傳統，各宗教特別是本土宗教，基本沒有自己的專屬教歷。於是，道教祭祀活動的被認知度和影響力，難免同其賴以建構的傳統曆法本身的衰落，形成一種負相關發展狀態。
實際上，教歷民歷不一致是常態。衆所周知，猶太曆歲首至今依然保持民歷歲首在仲秋、教歷歲首在仲春的差別。古代中國，在夏曆之陽曆立春前後按夏曆之陰曆正月初一過的新年，實爲民歷新年；皇帝祭祀昊天上帝或道教祭祀元始天尊的陽曆冬至（從這個意義上講，道教和帝王的通天是一致的），實爲教歷新年。中國民間的冬至大如年之說，大概正緣此而生。
因此，道教完全可以借鑑古今中外所有曆法的優越性，進一步完善和發展傳統曆法，在教內行用。而且，不論改歷與否，確定一個真正與道教相符合，併兼顧社會影響的起算年（曆元）和年號名稱是很重要的。
衆所周知，現行道歷，也是後世才用的。而且，道歷的紀年起算點就有兩種說法，其一，是以老子降世於商代武丁九年爲說，現在三千多年了；其二，也就是黃帝紀年，現在四千七百多年了。
關於黃帝紀年，在清末就有嚴復、劉師培、宋教仁等提出，或爲倒清，或爲復興，但具體起算年代，衆說不一，相差數百年，認可度有限。道歷所用，只是其中說法之一，或因被同盟會（或和民國）短暫用過而沿用。
有鑑於此，基於《道藏》所收道經關於北斗第六星開陽又名北極，這一同大約6000前天象相符的記載，道教完全可以重新選定一個上天作證的道歷歷元，制定符合新時代的道教曆法。
關於開陽又名北極的記載，雖然暫未發現道經之外的存在，但它本身並無明顯宗教色彩，幾乎純粹是古人的天文觀測記錄，是道教對人類文明的貢獻，不易導致非道教信衆反感。
因此，將據此確定的紀年，直接名爲開陽紀年，或開陽-北極紀年，都很好。斗極，似也可，但不如開陽明確。另外，BC3897年，好像是甲子年，或可作曆元候選。爲便於同作爲當前參考使用的西曆換算，從BC4000年起算，亦無不可。若類儒略日，並參照人類紀年（Human Era，縮爲HE。AD2020=HE12020），將曆元定在萬年之前七公二乃至天棓五、織女星、天津四等爲極星的年代，並以星命名，也無不可。甚至結合當前形勢，並參考托馬斯•弗裏德曼（Thomas L. Friedman）的《世界正面臨新的紀年法，新冠元年前和新冠元年後》，把開陽-北極紀年元年定在6000前的那個庚子年（對應BC3981），以紀念華夏天道文明在開極6000年之後，在中國人民抗擊新冠肺炎世界流行的偉大斗爭中率先勝出並支援世界人民完勝，而再次走向輝煌，也很好。
總之，曆法是天道觀的直接體現。獨立自主曆法體系的有無，直接決定着獨立自主的歷史記憶與傳承的有無。因此，一個宗教，一個民族，乃至一個文明，有無和如何確立自己的歷法體系，對確立這個宗教或這個民族、這個文明的自信心，乃至軟實力，非常重要。
當然，道經載開陽又名北極實爲約6000前天象的發現，在文獻、歷史、天時等方面的價值和意義，並不侷限於道教。
上天作證，道經記了6000年前的天上事，我們可以引經據典、理直氣壯地講六千年中國故事了！
夏曆庚子年正月二十三日下弦/西元2020年2月16日初稿發於作者簡書
夏曆庚子年二月初四日/西元2020年2月26日應邀投《中華文明》稿
夏曆庚子年閏四月初十日/西元2020年6月1日收《中華文明》贈刊加註版
夏曆庚子年七月初四日處暑/西元2020年8月22日補註數據版
夏曆庚子年冬月二十日/西元2021年1月3日據新發現升級版
【作者主要相關文章】
1、《道教星斗信仰的宗法禮教淵源略探》，初發於“道教與星斗信仰學術研討會”，廣州，2012年12月27-29日。後被收錄於潘重賢、梁發主編之會議論文集《道教與星斗信仰》，齊魯書社，2014年12月，第381-408頁。
2、《華夏天道信仰和道家思想萌芽與初成的幾個節點略探——以拱極星爲線索》， 第四屆崑崙高峯論壇暨老子道學文化研究會2019年年會論文集，蘭州，2019年9月21日，第43-55頁。集刊《東方哲學與文化》收錄。
3、《道教天文考古嘗試與道教天文學傳承略談》，連載於《弘道》2020年第1、2期，已見文編目錄。
4、《躡天紀 拜七公——柿子灘萬年前巖畫禳星場景或爲道教踏罡步鬥祖形》，先發於作者簡書，2020年2月。又刊載於《恆道》2020年第1期·春季號，第24-33頁。
5、《同天共地——天道信仰視域中的人類文明起源與發展略探》，安徽渦陽·“第五屆崑崙高峯論壇”暨2020年老子道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20年11月，第457-478頁。
6、《“真”“道”“人”“身”“德（得）”“大”“天”“地”——道家道教幾個核心概念的身體淵源略探》，《東方哲學與文化》第1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9月，第114-138頁。
7、《上天作證，有文可考華夏文明史提前上千年——道經載北斗六開陽又名北極所示6000年前星象的意義略談》，先發於作者簡書，2020年2月。又刊載於《中華文明》2020年第1期，第107-120頁。
8、《道教禮儀的宗天禮教淵源略探》，《中國本土宗教研究》第三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5月，第185-212頁。
9、《“農曆”之說恐系自貶或爲民國垃圾似可休》。
10、《啥時，在哪可見北斗導航LOGO那樣的北斗本尊呢？》。
11、《年復一年又新年，新年是哪年？（附“20200202”類需求對策）》。
12、《上有天漢，下有漢水，中有漢人……吾漢武漢，告天無憾，吾漢無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