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10月26日，滿洲現首例鼠疫病例。
連續的人員死亡伴着四百里加急奉報震驚清廷。
12月18日，清廷下詔派遣劍橋大學的醫學博士伍連德赴東三省。
對於這位馬來西亞籍華僑的抗疫故事已經講得太多了，本文不再贅述。
實際上，這位赴任滿洲的全權總醫官，所面對最大問題是如何指揮抗疫？
這便涉及中國近代史強制檢疫制度的推出⋯⋯
同治十一年(1873)從馬來半島傳來霍亂，蔓延東南沿海。
好在疫情並不是太重，傳統中醫中藥衝到抗疫一線。
各家藥房紛紛研製“普濟消毒飲”和“霍亂急救丸”，配合中醫治療，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疫情。
光緒九年(1883)，奉天又發生了霍亂，
這一次，嚴重到了一週內死亡上萬人之多。
對於如此兇猛的疫情，人們已完全束手無策了。
公共衛生防疫在當時的大清帝國完全是空白，
而作爲一種帶有強制性的公共衛生舉措，檢疫制度在西方（包括日本）已開始流行。
當時的檢疫制內容大體包括清潔、消毒、檢疫和隔離。
大清帝國檢疫措施和制度的出現，是以瘟疫的流行爲契機的。
1873年清海港檢疫的開端，針對的就是東南亞的霍亂流行，
1894年的粵港鼠疫、1899年營口的鼠疫、1902年華北等地的霍亂，都對晚清檢疫的推行起了直接的促動。
1911年東北鼠疫的大流行，爲促成大清檢疫的全面實施的突破口。
但是，檢疫舉措與中國傳統社會觀念及習俗多有牴牾，
最早接受這一觀念的僅僅是近代社會的精英。
甲午戰爭以降開眼看世界，讓社會對“衛生”日漸推重。
受國家職能和實際行政能力的影響，清代國家在疫病應對上基本是缺位的。
清政府很少有在制度上對疫病救療提供的法律依據和實際指導。
但不可否認，此仍爲朝廷沒有界限、模糊職能的一部分。
清代統治基層治理基本上以政府加民間自治爲主導。
在疫病防控上既有臨時性也有日常性，比如延醫設局、施醫送藥以及建醮祈禳等等。
民間社會力量特別是鄉賢，往往在其中扮演更爲積極的角色。
對瘟疫的應對，地方各種行會的絲絹、鋪捐的慈善行爲，是的重要經費來源。
穩定而具有法律效力的制度總是缺席。
宣統二年底，東北發生了特大疫病，學名稱爲肺鼠疫。
宣統二年十二月初二(1911年1月2日)，在瀋陽南滿火車站發現“死倒”。十天之內，僅奉天就有15人死亡。
這時吉黑兩省已死亡近4萬人，相當於兩省總人口的1.7％。
東三省總督錫良急請盛京施醫院院長司督閣組成奉天委員會。
很快，確認疫病是外來性傳染源。
從沙俄中東鐵路傳到日本的南滿鐵路，感染必見死神，
由於毫無防疫措施，鼠疫急劇擴散。
防疫委員會將檢疫重點放在了鐵路上，決定排查對每一個過往旅客。
這時剛從英國來奉天的醫學博士亞瑟・嘉克遜肩負爲每位旅客進行體檢排查。
1911年1月23日，27歲的他在排查超四百人後已感染了肺鼠疫。
兩天後，這位異國醫者帶着仁心倒在奉天的雪地上。
他爲籌建盛京醫學院（後中國醫科大學）而來到盛京，
1912年3月28日，盛京醫學院建成開學，銘刻下這個永遠懷念的名字。
奉天委員會即奉天防疫總局，設於省公署內，
是最早的鼠疫防治機構，內設細菌研究室、病理研究室、檢疫隊等。
其下設省城防疫事務所及鄉鎮防疫事務所共50餘處防疫機構，
分別負責檢驗、隔離、施醫、焚燒、掩埋、消毒、堵截、清潔衛生等工作。
大疫之下需強力執策，委員會甚至強制日本人停止南滿鐵路運行。
同時關閉通往北京的鐵路，在城郊建起六個隔離營。
經過幾個月的持續努力鼠疫在全省被撲滅了。
4月3日在奉天召開國際衛生大會，這是中國史上第一次國際學術會議，
歷時25天，有12個國家的34位代表參加，
討論應對特殊疫病的防疫和根除制度，專家讚揚取得的成果。
數千年封建王朝從來都將防瘟視爲救荒之政。
但此救災與防疫與近公共衛生相距甚遠。
清政府在全國範圍內設立衛生行政制度始於清末新政時，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在大北關成立奉天巡警總局衛生科。
警察管防疫雖然外行，卻是國內通行的改革之舉。
春秋施種疫苗，禁鴉片煙及防疫工作，先後辦防疫病院、看護醫學堂、官立戒菸所等，
防治的傳染病爲霍亂、腸傷寒、鼠疫、痢疾、斑疹傷寒、白喉、天花、猩紅熱八種。
但是，清末有些新政是讓列強們拿着槍逼出來的。
一個有趣的事是：東北鼠疫時，清廷引進了“檢疫制度”。
但真正處理檢疫事務的卻是負責外交的外務部。
清政府是以緊急外交事件的方式來開展檢疫、防疫措施的。
實行這套衛生制度，是防止給外國人提供口實，藉機進行軍事幹涉。
防疫制度系統規劃出臺是民國之後的事情。
1918年，奉天同善堂種痘局制定預防天花《引痘保護法》。
次年將春秋兩季定爲種痘期，在省城設固定接種點，另派巡迴接種人員。
當時的奉天城每年引種者達2500名左右。
盛京施醫院創建者司督閣曾感嘆的對疫病無預防的情況，已完全改變。
1920年，日本滿鐵衛生科在沈建立細菌檢驗所，1924年擴建爲防疫所。
1929年1月，奉天省政府頒佈《傳染病條例及種痘條例》。
4月末，奉天市政公所設立《疫情報告制度》。
九一八事變後，奉市衛生機構被日本人控制，法定傳染病規定爲十種。
民間永遠有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1905年日俄戰爭後，有四五萬難民湧入瀋陽一度引起瘟疫。
中國紅十字會上海分會派救護隊來奉，訓練了數百名救護人員。
宣統元年(1909)，日本人在大十字街北建立“奉天赤十字病院”。
這個防疫機構主要服務對象爲日本僑民、移民。
宣統三年(1911)由北京上海紅十字總會在奉天撫近關小河沿三義廟舊址創辦，
一成立便有會員近千人，經費由政府撥給兩萬元。
附設醫學校及紅十字醫院各一處。開展戰地救護、難民收容、災害救濟等。
1913年11月，中國紅十字會專門醫學學校成立，有教員5人，學生50人，
奉天湧現一批防疫專業人員，但三年後卻因經費斷絕而解體。
1915年，中國紅十字會奉天醫院在德盛門外成立，以衛生救急、防疫恤兵爲宗旨，
所有醫護人員一律實行義務制，每年診治病人兩萬人。
作爲一個外來防疫組織，紅十字會以其專業性滲透到奉天，
在民間防疫上與傳統中醫藥行會齊頭並進。
1929年，瀋陽曾流行霍亂、傷寒、猩紅熱等多種傳染病，
瀋陽中藥行當仁不讓，以最快速度發放大量“衛生寶丹”、“觀音救苦丹”、“清瘟丹”等中成藥，遏制了疫情。
1932年7月～10月，瀋陽市內又發生霍亂，至10月15日疫情發病76例，死亡39人。
公共衛生意識在政府與社會中的逐漸生長，
防疫制度體系的完善，疫病發生的頻率變低。
在疫病與人類雙方數千年的搏鬥中，人類一直都是防守方。
而數百年來最好的防疫就是隔離，
政府、社、醫者、民衆都渴盼着突破，卻無從確定時間表。
也許，人們已站在一個十字路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