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制檢疫爲何源於奉天?

1910年10月26日,滿洲現首例鼠疫病例。

連續的人員死亡伴着四百里加急奉報震驚清廷。

12月18日,清廷下詔派遣劍橋大學的醫學博士伍連德赴東三省。

對於這位馬來西亞籍華僑的抗疫故事已經講得太多了,本文不再贅述。

實際上,這位赴任滿洲的全權總醫官,所面對最大問題是如何指揮抗疫?

這便涉及中國近代史強制檢疫制度的推出⋯⋯

同治十一年(1873)從馬來半島傳來霍亂,蔓延東南沿海。

好在疫情並不是太重,傳統中醫中藥衝到抗疫一線。

各家藥房紛紛研製“普濟消毒飲”和“霍亂急救丸”,配合中醫治療,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疫情。

光緒九年(1883),奉天又發生了霍亂,

這一次,嚴重到了一週內死亡上萬人之多。

對於如此兇猛的疫情,人們已完全束手無策了。

公共衛生防疫在當時的大清帝國完全是空白,

而作爲一種帶有強制性的公共衛生舉措,檢疫制度在西方(包括日本)已開始流行。

當時的檢疫制內容大體包括清潔、消毒、檢疫和隔離。

大清帝國檢疫措施和制度的出現,是以瘟疫的流行爲契機的。

1873年清海港檢疫的開端,針對的就是東南亞的霍亂流行,

1894年的粵港鼠疫、1899年營口的鼠疫、1902年華北等地的霍亂,都對晚清檢疫的推行起了直接的促動。

1911年東北鼠疫的大流行,爲促成大清檢疫的全面實施的突破口。

但是,檢疫舉措與中國傳統社會觀念及習俗多有牴牾,

最早接受這一觀念的僅僅是近代社會的精英。

甲午戰爭以降開眼看世界,讓社會對“衛生”日漸推重。

受國家職能和實際行政能力的影響,清代國家在疫病應對上基本是缺位的。

清政府很少有在制度上對疫病救療提供的法律依據和實際指導。

但不可否認,此仍爲朝廷沒有界限、模糊職能的一部分。

清代統治基層治理基本上以政府加民間自治爲主導。

在疫病防控上既有臨時性也有日常性,比如延醫設局、施醫送藥以及建醮祈禳等等。

民間社會力量特別是鄉賢,往往在其中扮演更爲積極的角色。

對瘟疫的應對,地方各種行會的絲絹、鋪捐的慈善行爲,是的重要經費來源。

穩定而具有法律效力的制度總是缺席。

宣統二年底,東北發生了特大疫病,學名稱爲肺鼠疫。

宣統二年十二月初二(1911年1月2日),在瀋陽南滿火車站發現“死倒”。十天之內,僅奉天就有15人死亡。

這時吉黑兩省已死亡近4萬人,相當於兩省總人口的1.7%。

東三省總督錫良急請盛京施醫院院長司督閣組成奉天委員會。

很快,確認疫病是外來性傳染源。

從沙俄中東鐵路傳到日本的南滿鐵路,感染必見死神,

由於毫無防疫措施,鼠疫急劇擴散。

防疫委員會將檢疫重點放在了鐵路上,決定排查對每一個過往旅客。

這時剛從英國來奉天的醫學博士亞瑟・嘉克遜肩負爲每位旅客進行體檢排查。

1911年1月23日,27歲的他在排查超四百人後已感染了肺鼠疫。

兩天後,這位異國醫者帶着仁心倒在奉天的雪地上。

他爲籌建盛京醫學院(後中國醫科大學)而來到盛京,

1912年3月28日,盛京醫學院建成開學,銘刻下這個永遠懷念的名字。

奉天委員會即奉天防疫總局,設於省公署內,

是最早的鼠疫防治機構,內設細菌研究室、病理研究室、檢疫隊等。

其下設省城防疫事務所及鄉鎮防疫事務所共50餘處防疫機構,

分別負責檢驗、隔離、施醫、焚燒、掩埋、消毒、堵截、清潔衛生等工作。

大疫之下需強力執策,委員會甚至強制日本人停止南滿鐵路運行。

同時關閉通往北京的鐵路,在城郊建起六個隔離營。

經過幾個月的持續努力鼠疫在全省被撲滅了。

4月3日在奉天召開國際衛生大會,這是中國史上第一次國際學術會議,

歷時25天,有12個國家的34位代表參加,

討論應對特殊疫病的防疫和根除制度,專家讚揚取得的成果。

數千年封建王朝從來都將防瘟視爲救荒之政。

但此救災與防疫與近公共衛生相距甚遠。

清政府在全國範圍內設立衛生行政制度始於清末新政時,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在大北關成立奉天巡警總局衛生科。

警察管防疫雖然外行,卻是國內通行的改革之舉。

春秋施種疫苗,禁鴉片煙及防疫工作,先後辦防疫病院、看護醫學堂、官立戒菸所等,

防治的傳染病爲霍亂、腸傷寒、鼠疫、痢疾、斑疹傷寒、白喉、天花、猩紅熱八種。

但是,清末有些新政是讓列強們拿着槍逼出來的。

一個有趣的事是:東北鼠疫時,清廷引進了“檢疫制度”。

但真正處理檢疫事務的卻是負責外交的外務部。

清政府是以緊急外交事件的方式來開展檢疫、防疫措施的。

實行這套衛生制度,是防止給外國人提供口實,藉機進行軍事幹涉。

防疫制度系統規劃出臺是民國之後的事情。

1918年,奉天同善堂種痘局制定預防天花《引痘保護法》。

次年將春秋兩季定爲種痘期,在省城設固定接種點,另派巡迴接種人員。

當時的奉天城每年引種者達2500名左右。

盛京施醫院創建者司督閣曾感嘆的對疫病無預防的情況,已完全改變。

1920年,日本滿鐵衛生科在沈建立細菌檢驗所,1924年擴建爲防疫所。

1929年1月,奉天省政府頒佈《傳染病條例及種痘條例》。

4月末,奉天市政公所設立《疫情報告制度》。

九一八事變後,奉市衛生機構被日本人控制,法定傳染病規定爲十種。

民間永遠有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1905年日俄戰爭後,有四五萬難民湧入瀋陽一度引起瘟疫。

中國紅十字會上海分會派救護隊來奉,訓練了數百名救護人員。

宣統元年(1909),日本人在大十字街北建立“奉天赤十字病院”。

這個防疫機構主要服務對象爲日本僑民、移民。

宣統三年(1911)由北京上海紅十字總會在奉天撫近關小河沿三義廟舊址創辦,

一成立便有會員近千人,經費由政府撥給兩萬元。

附設醫學校及紅十字醫院各一處。開展戰地救護、難民收容、災害救濟等。

1913年11月,中國紅十字會專門醫學學校成立,有教員5人,學生50人,

奉天湧現一批防疫專業人員,但三年後卻因經費斷絕而解體。

1915年,中國紅十字會奉天醫院在德盛門外成立,以衛生救急、防疫恤兵爲宗旨,

所有醫護人員一律實行義務制,每年診治病人兩萬人。

作爲一個外來防疫組織,紅十字會以其專業性滲透到奉天,

在民間防疫上與傳統中醫藥行會齊頭並進。

1929年,瀋陽曾流行霍亂、傷寒、猩紅熱等多種傳染病,

瀋陽中藥行當仁不讓,以最快速度發放大量“衛生寶丹”、“觀音救苦丹”、“清瘟丹”等中成藥,遏制了疫情。

1932年7月~10月,瀋陽市內又發生霍亂,至10月15日疫情發病76例,死亡39人。

公共衛生意識在政府與社會中的逐漸生長,

防疫制度體系的完善,疫病發生的頻率變低。

在疫病與人類雙方數千年的搏鬥中,人類一直都是防守方。

而數百年來最好的防疫就是隔離,

政府、社、醫者、民衆都渴盼着突破,卻無從確定時間表。

也許,人們已站在一個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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