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0日，冬月廿七，週日，晴，-2至7度
晚上，直犯困。算來，一月這十天，已寫了一萬八千五百字。若今晚的日記能寫上一千五百字，那日均寫作量就達兩千字。我知道計算字數毫無意義，很多人抱着提高寫作水平的目的堅持日更，寫得多並不等於寫得好。但我寫下的每個字都是經過認真反省的。寫得越長，證明我沉浸在反省中的時間越長。所有的文字，無論是讀過的，還是寫下的，都是自我省察的鏡子。
六點起，誦經、做早餐，用完早餐已八點。待要坐下讀書，夫說，想去外頭曬曬太陽。我說，那就步行去買菜吧。沿太平路走到西門菜場，買了根胴骨和一塊夾心肉，二十九元一斤，三斤七兩，一百零五元。嚇了我一跳。這十日的開支已達一千三百多元，光是買菜就已花去五六百元，雞、羊肉、魚、海鮮、豬肉不斷，食得過葷。出了菜場，往北走到幸福路農民自發菜攤，買了把凍蔫的青菜和一根粗壯的白蘿蔔，打過霜，又受過凍的青菜、蘿蔔煮得爛，還帶甜味。冬季，唯青菜、蘿蔔最悅我口。買菜往返步行四公里，相當於晨練。
昨計劃讀上半年的梁漱溟。將書櫃裏收藏的梁著統統找出來，發現少了幾本，可能落在辦公室。今跑單位裏又找來九本。上網一搜，還有三四種未藏，下了單，又退了。唯恐自己只是一時起興，讀不了幾日，興趣即轉，待讀完已藏的，再買。等書整理好，已是十點多。夫坐在電視機前聽課，我這邊心裏焦急地想讀書，卻只能呆在廚房裏淘米、燉肉。主婦的時間總是瑣碎的。如果我是個男人，大可伏案上讀一整日書。如果我的男人也像錢鍾書一般勤奮好學，那即使犧牲我全部時間爲之服務，也心甘情願。可是我卻要陪一個睡懶覺的男人逛街，爲一個看電視的男人做飯。原計劃讀上一日書，眼看着只剩半日。
繼續讀梁漱溟著《中國文化要義》。
梁說，西洋是階級對立的社會。中國是職業分途的社會。在梁先生看來，中國沒有階級。構成階級對立的原因是生產工具與生產工作的分家，佔有工具之一部分人不工作，但任工作之一部分人不能自有其工具。而中國是農業國，自古以來土地是可以流轉的，土地集中壟斷之情形不著，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有土地。即使是佃農，也有“永佃權”，例不準增租奪佃，好像平分了地主的所有權。
再則，西洋的階級是穩固，世襲制、宗教迷信、不同階級不能通婚等。而中國階級性是流動的。中國的讀書人、官吏職業化，他們亦如農工商其他各行業一樣，在社會構造中有其職司事務。
而我們自中學以來所受的教育，都是利用西方的抽象理論描述舊中國，什麼剝削與被剝削階級、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殊不知這種機械的分類法，並不符合中國的國情。張大充說：“中國人是泥與水（混在一起），西洋人是鋼鐵和石頭（硬碰硬），中國人的勁兒，就是一個混字。而西洋乃深得一個分字。”用西洋人的剪刀，硬要將中國打斷骨頭、連着筋的倫理之情剪斷，於是將中國人剪得啥都不是，一切唯西洋是好。
我讀梁著發現，不僅是梁，幾乎生長在舊中國，浸淫於傳統文化的大儒，對西方文明都報以批判性的吸收。比如梁啓超評論“自由”道：
“前此惟在上位者乃爲強者，今則在下位者亦爲強者……兩強相遇，兩權並行，因兩強相消，則兩權平等，故可謂自由權與強權本爲一物。自由者，人人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爲界，譬之有兩人於此……各擴充一己之自由，其力線各向外而伸張；伸張不已，而兩線相遇，兩力各不相下，而界出焉。……苟兩人之力有一弱者,則其強者伸張之線必侵入於弱者之界,其自由即不能保”。
梁漱溟不僅認爲中國無階級，還認爲中國有民主。
他說民主有五點特徵：一是我承認我，同時亦承認旁人。而中國自古有“己所不欲，勿失於人”之恕道，即此精神的表見。二是彼此平等的精神。中國無階級，較之歐洲中古有階級及印度森嚴種姓制度，可謂最平等。三是講理的精神。中國一向講理，而不主張以力服人。四是“少數服從多數”。中國講孝悌，對父兄的服從。這種少數服從多數的政治習慣，中國沒有。五是尊重個人自由。中國人重在倫理體系中所擔負的義務，一向缺乏個人本位權利觀點。所以中國缺的是政治上的民主和法律上的民主。
梁先生說，中國人的文化早熟。我們說早熟，是指一個人心智先於或快於身體的成長。西洋文化是從身體出發，慢慢發展到心的。而中國卻是有些徑直從心發出來，而影響全體。文化的身體是指本能和理智（知識和技術），心指理性。身體是“有對”，即人生的輾轉不出乎利用與反抗，有所爲而爲之。心是“無對”，即超於利用與反抗，而恍若爲一本，無所爲而爲之。中國人因文化早熟，崇尚不爭，影響經濟和科技（身體）的發展。我因此知中國士人每處於弱勢地位，也是其文化早熟、理性發達之故，其迂腐體現在逆世人由身到心的理智或本能主導路線，以理性來強求世人，焉能如願？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我亦無慾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讀書人難免會抱有與子貢一般一廂情願的訴求。故總覺世事與我相悖。想起前段時間與局長的交涉。我是從心出發，而他則從身體出發，我們南轅北轍，如何能談到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