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調查：1950至2000年，明清小說研究論文近90%集中於《三國志通俗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聊齋志異》、《紅樓夢》、《儒林外史》七部名著，發表論文17315篇，其中《紅樓夢》研究8756篇，也就是說，七部名著研究論文中，每兩篇有一篇研究《紅樓夢》。調查者驚呼：“一部紅樓，半壁江山”，並提出古典文學“研究格局嚴重失衡與高密度重複”。
這不成比例的研究恰好說明《紅樓夢》無愧蓋世之作。
而這僅是對學術研究的調查。如果對中等以上文化的讀者做調查，恐怕不應該調查多少人讀過多少遍《紅樓夢》，而應該調查誰居然沒有讀過《紅樓夢》。
如同全世界每一分鐘都有人聽貝多芬，全世界每一分鐘都有人看《紅樓夢》；凡有華人的地方就有《紅樓夢》，沒有華人的地方人們藉助各種譯本看《紅樓夢》；貝多芬的“命運”年年歲歲撥動人們心絃，寶黛命運世世代代牽動人們心思。
在許多中國學者眼中，《紅樓夢》似乎成了西方人眼中的《聖經》。
蔣和森教授說：中國可以沒有萬里長城，卻不可以沒有《紅樓夢》。
周汝昌先生給外國使節講《紅樓夢》時說：歐洲學者認爲，《紅樓夢》是歐洲文化永遠達不到的高峯。
兩位華裔學者分別在英國和美國寫的專著，對《紅樓夢》做出如下評價：
牛津大學吳世昌教授說：“莎翁（莎士比亞）和曹雪芹在他們的作品中都創造了四百多個人物，但莎翁的人物，分配在三十多個劇本中，而且許多王侯、侍從、男女僕人，性格大致相類；在不同劇本中‘跑龍套’的人物原不必有多大的區別。而曹雪芹的四百多個人物，卻嚴密地組織在一個大單位中，各人的面目、性格、身份、語言，都不相同；不可互異，也不能弄錯。”
哥倫比亞大學夏志清教授說：“假如我們採用小說的現代定義，認爲中國小說是不同於史詩、歷史紀事和傳奇的一種敘事形式，那麼我們可以說，中國小說僅在一部十八世紀作品中才找到這種形式的真正身份，而這部書恰巧就是這種敘事形式的傑作。儘管《紅樓夢》在形式和文體方面仍是折衷的，但從它的注重人情世故，從它對置身於實際社會背景上人物的心理描寫來看，它在藝術上即使不領同世紀西方小說之先，也與其並駕齊驅。”
在新時期，博爾赫斯是時髦作家，他的寫作非常貴族化，善於運用幻想手段，很多中國小說家學“老博”，老博卻學曹雪芹。博爾赫斯曾試圖探討，《紅樓夢》是紅樓孕育了夢還是夢孕育了紅樓？他甚至認爲，《紅樓夢》完全以第一回和第五、六回爲出發點和終極目標，不僅是幻想小說，而且其“令人絕望”的現實主義描寫的唯一目的，便是使神話和夢幻成爲可能，變得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