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國鼠疫會中的“三國殺”

1911年3月25日,奉天料峭的春風寒氣逼人。

這一路34歲的施肇基心裏沉甸甸的。

本來,他推薦伍連德博士遏制了肆虐數月的鼠疫,總算長抒一口氣。

然而,此前(1月19日),俄國突然向美、英、法、德、日遞交外交節略,邀各國醫學專家往滿洲“調查指導”。

俄駐華公使廓索維慈亦要求清廷:“報告瘟疫流行之情形。”

面對公開叫板,清廷只能見招拆招。

經數輪磋商,2月20日,清廷下旨:“東三省時疫流行⋯⋯定於三月初五日(4月3日)開會研究,所有會中籌備接待事宜,甚關緊要⋯⋯”

作爲治疫大臣施肇基赴奉正爲督辦此會。

對各國專家來華,已商定“國際攸關,須特別優待”。

施肇基知道,箇中“殺機”甚於疫情。

1910年10月25日滿洲里首先爆發鼠疫。

此時的大清國,已歷鴉片戰爭、甲午戰爭、八國聯軍等一連串屈辱,

天朝虛妄自大的外殼已崩潰殆盡。

偏偏,沙俄在東北防疫上以主人自居。

俄中雖已會商合作,但俄方在當地強行逐戶檢疫、隔離居民。

國內輿論憂慮驟起:警惕主權流失。

地方政府上折痛陳:“明知用款甚繁,但華人主權攸關”!

1911年1月,疫情蔓延至瀋陽、華北。

俄方態度愈加強硬,在俄控區驅逐華人,並派軍警隔斷與中方的交通。

日本也在鐵路沿線進行強制檢疫。

南滿鐵路嚴驗中國人“彼視之如其國境”。

尤爲過分的是,日俄還頻繁的調動和補充鐵路界內的軍隊。

據日方統計,自滿洲里至長春間俄軍數月共增兵十七旅團。

日本也將南滿鐵路護兵由一萬餘增至三萬人。

清廷脆弱的神經立時緊繃起來。

媒體稱“軍隊互相調遣,往來絡繹不絕”,“其用意之叵測已爲有目共睹”。

美國的外交官斷言:俄日很可能會借鼠疫搞出一場騷擾。

蔓延的疫情已從公共衛生事務,演化成事涉“主權”的外交事件。

東三省總督錫良奏言:“但救一分民命,即保一分主權”

俄日爲爭奪東省互撕已超十年,豈能放過眼前的機會。

如何保全殘存的主權折衝樽俎?

疫情必抗,主權必爭!兩事一體!

萬國鼠疫會未開便成日俄強力擠壓下必爭之事宜。

清廷芒刺在背也只能招架應對。

俄國人打着自己的算盤。

此次鼠疫爆發他們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1911年《東三省疫事報告書》載:“工人張萬壽者,向在俄境大烏拉站以招工爲業。宣統二年九月初,工棚內暴斃七人。俄人聞之知爲疫也,焚其棚屋、逐其工人⋯⋯

中國工人張萬壽就是鼠疫一號病人。

但對這種俄境內發生的傳染病,俄方不是隔離治療而是直接野蠻驅趕。

他們將華工逐回中國滿洲里。

俄大烏拉站距中滿洲里僅一百三十里,

滿洲里疫症發現之起源”導致黑龍江疫情的爆發。

俄人首倡召開此國際會議既想以主人自居,又想控制輿論的主導權。

俄駐華公使廓索維慈遊說北京各國公使,

他顛倒黑白稱:“在任何方面不服從中國的權威”。

他們希望各國專家到俄方控制的哈爾濱召開此會。

聞聲俄方要主導會議日本當然不會答應。

就在俄國努力奔走時,日本議員上書國會,

要求政府主持召開此次世界防疫大會,

會議地點就定在東京或上海。

雙方明招陰招爲大會塗抹濃重“政治色彩”

當然,美、英、德、法等國不願日俄任何一家獨攬。

日本也頻頻撇開老對手而與清私下商談。

1911年2月12日,關東都督大島義昌專程拜會錫良,

提議召開中日防疫會議商討共同的防疫事務。

2月17、18兩天,日駐奉天總領事及駐華公使又分別面見錫良及外務部,再提會商防疫。

越是如此清廷就越要拿到會議主導權⋯⋯

抗疫一線好消息不斷傳來。

伍連德發現鼠疫人傳人、屍傳人的感染鏈,

成功阻斷疫情傳播讓日俄兩國專家既震驚又刮目相看。

醫學上的主動強化了公共衛生的話語權和國際社會的支持。

清廷組織召開萬國鼠疫研究會獲得英、美、法等國家的認同,

唯有日本態度躊躇遲遲不作答覆,

原想設法阻止,但看列強相繼表態也只能同意參加。

孱弱的清廷所能指示的唯有“特別優待”。

早議定會費由奉天府暫撥4萬兩白銀以濟需要。

會址選在日俄勢力影響較小的奉天城。

如此國際會議是開國頭一遭,錫良等人對籌備是一片空白。

相比之下日俄專家團隊技術力量雄厚學界聲望頗高。

俄、日兩國也均抱有憑藉醫學實力而獲主導地位之意。

俄國方面早早派出了以醫學博士查伯羅特尼爲首的代表團。

而日本方帶隊者是世界級鼠疫研究專家北里柴三郎博士。

1911年3月23日,北里博士甫一抵達即接受《滿洲日日新聞》採訪,

其稱:“中國只是一個落後的國家,無權爲此次會議設置議題和炫耀防疫成就”

此言一出,輿論譁然。

英文報紙《字林西報》批評他在會議中“摻入極不相關之政治問題”。

負責會議籌備的中方官員感到:北里是“最強不和諧音者”

面對挑釁,大會主席伍連德博士親自籌備大會學術議題。

國體所關”大意不得,東道主奉天小心翼翼。

精裝會場及代表臥室花園;特意拉線裝電燈、自來水和取暖洋煤爐。

還準備了豐盛的歐式飲食、茶點,並從天津僱來豪華馬車以供巡行。

連奉天巡警都更換新制服以壯觀瞻。

1911年4月3日,萬國鼠疫研究會開幕,

出席會議者120餘人,悉數進駐瀋陽小河沿惠工公司會場。

可唯有日本團選擇“滿鐵”的日本賓館,有意避開衆人。

中、英、美、俄、德、法、奧、意、荷、日、墨、印12國正式代表共34名。

中國代表由九名中外專家組成:伍連德、全紹清、方擎、王恩紹、司督閣、希爾、格雷厄姆·阿斯普蘭、阿瑟·斯坦利、俄國人保羅·B·哈夫金。

此爲當時中國醫學界的最強陣容。

會議最終形成決議45條,作爲報告於大會的閉幕式上提交給中國政府。

中國一線防疫專家以切身經驗讓世界一流鼠疫學者重新認識中國。

日本代表團北里柴三郎可謂大名鼎鼎。

北里與伍連德一樣:都是本國首位諾貝爾醫學獎提名者。

不過北里入選的是1901年首屆諾貝爾生理學戓醫學獎,伍連德是1935年被提名該獎。

此次北里忽略了鼠疫直接通過空氣傳播的可能性,

鼠疫鬥士的頭銜自然也就落在了伍連德的頭上。

4月15日和22日,日俄雙方在大連、哈爾濱高規格招待與會代表。

兩宴意味深長,大有主人待客的某種展示。

錫良不敢忽視馬上密電匯報朝廷。

4月26日晚,真正的東道主,奉天方面也在慶豐茶園舉辦盛大的歡迎宴會。

作爲中國防疫史標誌性事件,

大會從籌謀到連橫合縱一波三折,形成了國際合作重要成果。

中日俄三方爲此次疫情都進行了投入。

據相關統計,至1911年3月中國累積投入經費52萬3千元;

日本爲142萬日元,俄國24萬盧布。

而疫情帶給中國人民卻是六萬人死亡,超五千萬損失的沉重災難。

中俄日三國對東北防疫主權的競逐和角力,

仍是日俄兩強對東北主權攫取與中國反攫取博弈的延續。

俄日兩國施壓於中國越俎代庖的主權危機,最後雖被化解。

但弱國外交在強權叢林中終難成爲保全主權的手段。

英國《泰晤士報》評論稱:“此次會議開創了中國醫學史的新時代”。

此言不溢不損,爲中肯的史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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