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3月25日，奉天料峭的春風寒氣逼人。
這一路34歲的施肇基心裏沉甸甸的。
本來，他推薦伍連德博士遏制了肆虐數月的鼠疫，總算長抒一口氣。
然而，此前（1月19日），俄國突然向美、英、法、德、日遞交外交節略，邀各國醫學專家往滿洲“調查指導”。
俄駐華公使廓索維慈亦要求清廷：“報告瘟疫流行之情形。”
面對公開叫板，清廷只能見招拆招。
經數輪磋商，2月20日，清廷下旨：“東三省時疫流行⋯⋯定於三月初五日(4月3日)開會研究，所有會中籌備接待事宜，甚關緊要⋯⋯”
作爲治疫大臣施肇基赴奉正爲督辦此會。
對各國專家來華，已商定“國際攸關，須特別優待”。
施肇基知道，箇中“殺機”甚於疫情。
1910年10月25日滿洲里首先爆發鼠疫。
此時的大清國，已歷鴉片戰爭、甲午戰爭、八國聯軍等一連串屈辱，
天朝虛妄自大的外殼已崩潰殆盡。
偏偏，沙俄在東北防疫上以主人自居。
俄中雖已會商合作，但俄方在當地強行逐戶檢疫、隔離居民。
國內輿論憂慮驟起：警惕主權流失。
地方政府上折痛陳：“明知用款甚繁，但華人主權攸關”！
1911年1月，疫情蔓延至瀋陽、華北。
俄方態度愈加強硬，在俄控區驅逐華人，並派軍警隔斷與中方的交通。
日本也在鐵路沿線進行強制檢疫。
南滿鐵路嚴驗中國人“彼視之如其國境”。
尤爲過分的是，日俄還頻繁的調動和補充鐵路界內的軍隊。
據日方統計，自滿洲里至長春間俄軍數月共增兵十七旅團。
日本也將南滿鐵路護兵由一萬餘增至三萬人。
清廷脆弱的神經立時緊繃起來。
媒體稱“軍隊互相調遣，往來絡繹不絕”，“其用意之叵測已爲有目共睹”。
美國的外交官斷言：俄日很可能會借鼠疫搞出一場騷擾。
蔓延的疫情已從公共衛生事務，演化成事涉“主權”的外交事件。
東三省總督錫良奏言：“但救一分民命，即保一分主權”。
俄日爲爭奪東省互撕已超十年，豈能放過眼前的機會。
如何保全殘存的主權折衝樽俎？
疫情必抗，主權必爭！兩事一體！
萬國鼠疫會未開便成日俄強力擠壓下必爭之事宜。
清廷芒刺在背也只能招架應對。
俄國人打着自己的算盤。
此次鼠疫爆發他們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1911年《東三省疫事報告書》載：“工人張萬壽者，向在俄境大烏拉站以招工爲業。宣統二年九月初，工棚內暴斃七人。俄人聞之知爲疫也，焚其棚屋、逐其工人⋯⋯”
中國工人張萬壽就是鼠疫一號病人。
但對這種俄境內發生的傳染病，俄方不是隔離治療而是直接野蠻驅趕。
他們將華工逐回中國滿洲里。
俄大烏拉站距中滿洲里僅一百三十里，
“滿洲里疫症發現之起源”導致黑龍江疫情的爆發。
俄人首倡召開此國際會議既想以主人自居，又想控制輿論的主導權。
俄駐華公使廓索維慈遊說北京各國公使，
他顛倒黑白稱：“在任何方面不服從中國的權威”。
他們希望各國專家到俄方控制的哈爾濱召開此會。
聞聲俄方要主導會議日本當然不會答應。
就在俄國努力奔走時，日本議員上書國會，
要求政府主持召開此次世界防疫大會，
會議地點就定在東京或上海。
雙方明招陰招爲大會塗抹濃重“政治色彩”。
當然，美、英、德、法等國不願日俄任何一家獨攬。
日本也頻頻撇開老對手而與清私下商談。
1911年2月12日，關東都督大島義昌專程拜會錫良，
提議召開中日防疫會議商討共同的防疫事務。
2月17、18兩天，日駐奉天總領事及駐華公使又分別面見錫良及外務部，再提會商防疫。
越是如此清廷就越要拿到會議主導權⋯⋯
抗疫一線好消息不斷傳來。
伍連德發現鼠疫人傳人、屍傳人的感染鏈，
成功阻斷疫情傳播讓日俄兩國專家既震驚又刮目相看。
醫學上的主動強化了公共衛生的話語權和國際社會的支持。
清廷組織召開萬國鼠疫研究會獲得英、美、法等國家的認同，
唯有日本態度躊躇遲遲不作答覆，
原想設法阻止，但看列強相繼表態也只能同意參加。
孱弱的清廷所能指示的唯有“特別優待”。
早議定會費由奉天府暫撥4萬兩白銀以濟需要。
會址選在日俄勢力影響較小的奉天城。
如此國際會議是開國頭一遭，錫良等人對籌備是一片空白。
相比之下日俄專家團隊技術力量雄厚學界聲望頗高。
俄、日兩國也均抱有憑藉醫學實力而獲主導地位之意。
俄國方面早早派出了以醫學博士查伯羅特尼爲首的代表團。
而日本方帶隊者是世界級鼠疫研究專家北里柴三郎博士。
1911年3月23日，北里博士甫一抵達即接受《滿洲日日新聞》採訪，
其稱：“中國只是一個落後的國家，無權爲此次會議設置議題和炫耀防疫成就”。
此言一出，輿論譁然。
英文報紙《字林西報》批評他在會議中“摻入極不相關之政治問題”。
負責會議籌備的中方官員感到：北里是“最強不和諧音者”。
面對挑釁，大會主席伍連德博士親自籌備大會學術議題。
“國體所關”大意不得，東道主奉天小心翼翼。
精裝會場及代表臥室花園；特意拉線裝電燈、自來水和取暖洋煤爐。
還準備了豐盛的歐式飲食、茶點，並從天津僱來豪華馬車以供巡行。
連奉天巡警都更換新制服以壯觀瞻。
1911年4月3日，萬國鼠疫研究會開幕，
出席會議者120餘人，悉數進駐瀋陽小河沿惠工公司會場。
可唯有日本團選擇“滿鐵”的日本賓館，有意避開衆人。
中、英、美、俄、德、法、奧、意、荷、日、墨、印12國正式代表共34名。
中國代表由九名中外專家組成：伍連德、全紹清、方擎、王恩紹、司督閣、希爾、格雷厄姆·阿斯普蘭、阿瑟·斯坦利、俄國人保羅·B·哈夫金。
此爲當時中國醫學界的最強陣容。
會議最終形成決議45條，作爲報告於大會的閉幕式上提交給中國政府。
中國一線防疫專家以切身經驗讓世界一流鼠疫學者重新認識中國。
日本代表團北里柴三郎可謂大名鼎鼎。
北里與伍連德一樣：都是本國首位諾貝爾醫學獎提名者。
不過北里入選的是1901年首屆諾貝爾生理學戓醫學獎，伍連德是1935年被提名該獎。
此次北里忽略了鼠疫直接通過空氣傳播的可能性，
鼠疫鬥士的頭銜自然也就落在了伍連德的頭上。
4月15日和22日，日俄雙方在大連、哈爾濱高規格招待與會代表。
兩宴意味深長，大有主人待客的某種展示。
錫良不敢忽視馬上密電匯報朝廷。
4月26日晚，真正的東道主，奉天方面也在慶豐茶園舉辦盛大的歡迎宴會。
作爲中國防疫史標誌性事件，
大會從籌謀到連橫合縱一波三折，形成了國際合作重要成果。
中日俄三方爲此次疫情都進行了投入。
據相關統計，至1911年3月中國累積投入經費52萬3千元；
日本爲142萬日元，俄國24萬盧布。
而疫情帶給中國人民卻是六萬人死亡，超五千萬損失的沉重災難。
中俄日三國對東北防疫主權的競逐和角力，
仍是日俄兩強對東北主權攫取與中國反攫取博弈的延續。
俄日兩國施壓於中國越俎代庖的主權危機，最後雖被化解。
但弱國外交在強權叢林中終難成爲保全主權的手段。
英國《泰晤士報》評論稱：“此次會議開創了中國醫學史的新時代”。
此言不溢不損，爲中肯的史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