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名士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他们是一个贵族化了的官僚群体。是一群和普通人没什么关系的人。
名士，原本的意义是指“德行贞纯，道术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隐居不在位者。”魏晋名士，虽然也推崇“隐士”，但是更迷恋富贵，所以魏晋名士提倡的是“朝隐”，美其名曰：“大隐隐于朝”。
竹林七贤
魏晋名士，几乎全部出自世家高门，拿曹魏最有名的名士群体----正始名士做一个例子，很容易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正始名士的领袖何晏，是大将军何进的孙子，母亲尹氏是曹操的夫人，何晏由此成了曹操的养子，后来还娶了公主为妻。
正始初年，何晏位至吏部尚书，专司擢选士吏，权倾一时，天下谈士，多宗尚之。
24岁就死于疾病的天才少年王弼，出自汉魏时期的豪门山阳王氏，这个家族可以追溯到汉安帝时期的司空王龚，王弼的爷爷叫王凯，王凯的老婆是刘表的闺女。
名士的出身和经济地位使他们能纵酒欢歌
被袁宏在《名士传》中列为正始名士第一的夏侯玄出自赫赫有名的夏侯家族，正始年间任征西将军，主持长安军事。
裴秀，裴家世为著姓，爷爷裴茂，灵帝时做过尚书，建安初年，以奉使率导关中诸将讨李傕有功， 封列侯。父亲裴潜本人历任沛国相、 荆州刺史、 关内侯、 大司农， 光禄大夫等职， 地位显要。叔父裴徽 正始年间做吏部郎。
其他如卫瓘，父亲卫觊是魏尚书，钟会，父亲是钟繇，曹魏元老。
竹林七贤
从正始名士以下，竹林七贤中阮籍的父亲阮瑀是建安七子之一，司马昭曾经想和阮籍结成儿女亲家。嵇康是曹操的曾孙女婿，拜官郎中，授中散大夫。王戎出身琅琊王氏，父亲王浑是曹魏时的凉州刺史，他自己的官运也很亨通，累迁至司徒。
再下至中朝名士，以至于渡江之后的江左名士----如琅琊王氏的王衍，河东裴氏的裴楷，颍川庾氏的庾子嵩，太原王氏的王承，陈郡谢氏谢鲲等，无一不是出自世家大族。而且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后世子弟也多是身居高位，官职显赫。
显赫的出身之外，世家大族经济实力也是他们能成为一群特殊群体的重要原因，何晏任尚书时，与邓飏和丁谧“共分割洛阳、野王典农部桑田数百顷，及坏汤沐池地以为产业。”王戎的庄园遍布各地，向秀、嵇康在山阳经营田庄“收其余利，以供酒食之费。”
嵇康
到了东晋，无论是谢安，王羲之，还是后来的谢灵运，都拥有很多庄园，山地。没有膏田水碓的供给，名士的风流就失去了经济的基础。
身居官位，坐拥庄园，有了这样的基础，魏晋名士崇尚自然，张扬个性，放达不羁，否定权威，不拘礼法，鄙薄功名，耻谈富贵。
其实你要是有个方圆几十、百里的大庄园，你估计也会热爱自然。
他们把精力集中在对美的追求，对生命本质的追问，对时间的探寻，他们尚清谈，美服饰，工书善画，通音律，狂饮酒，好服散，爱傅粉
他们长的帅，风流潇洒，高迈不群，任情纵乐，他们是荟萃才智与趣味于一身的一群人。
他们追求自由，追求美，但他们也不舍富贵。
他们鄙薄功名，耻谈富贵的，他们这样做，因为他们拥有富贵。
但如果只是如此，那这样的名士也没有那么让我们向往了。
魏晋是中国文化史，心智史上的少有的两个大时代之一，原因在于，魏代汉，晋代魏，虽然禅让的方式代替了刀兵，但是每一次朝代的更迭，都有一大批名士被杀，无论是曹操杀孔融，还是司马氏杀何晏、嵇康。
富贵是无常的，现实需要名士对此作出反应，反思。除了对现实的批判以外，更导致了名士超越现实的选择----寻找一种能对宇宙、世界、人生作出统一解释的模式，试图找到一种终极的价值，可以给一切的思想和行为提供依据。
于是，魏晋名士们的思辨就由儒学转入了玄学，这也成为了魏晋名士的另外一个重要的特点。也成了魏晋名士的一个鲜明的符号。
开始于正始名士的谈玄之风，随着晋取代魏，进而到东晋，不但没有熄灭，反而随着时间的发展越发的炽烈。以至于儒家家族如果不不入玄风，不及时的由儒入玄，家族里就不再能产生为世人所熟知的名士，也就不能保持其世家大族的地位。
于是，谈玄，对所有的世家大族来说成了必修的“功课”。风气就是这么来的。
谈玄，奠基者是何晏和王弼，所谈论的主要是三本书---易经、老子、庄子。谈论的形式就是后人所熟知的“清谈”。
清谈是一个大题目，这里就不展开说了。但是魏晋名士谈玄的动机和目的可以说上两句。
之前说过，名士大多出自豪门世家大族，他们的一切言论，从现实的意义都是为了维护世家大族的利益。
谈玄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既保持名士家族的利益，又不希望回到封建集权的老路上，于是何晏和王弼就提出一种理论，就是“贵无崇有”，也就是以老子的无为本为体，以儒家的有为末，为用，援道入儒，融合儒道。
这样做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要求皇帝对豪门大族，既要保证他们的利益，让他们一直保有优势地位，但是又不能对他们专制，管的太多。
可以说在朝的名士不管是在魏还是晋一直都是持这样的观点。
晋建立后，还有一派利益受损的，被迫在野的名士（主要是曹党），他们谈论玄学，就是将自然和名教对立起来谈，反对一切的人为的束缚，认为不合乎自然，要破礼法，非尧舜。
他们的目的也很简单，破坏名教，其实就是反对司马氏的政权。
“礼岂为我辈设哉”，于是有了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刘伶赤身裸体，纵情饮酒，嵇康醉酒眠于邻妇之侧。阮咸与猪同饮。
阮籍的行为，得到了贵游子弟的追捧，如阮瞻、王澄、谢鳃等人，“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当时的人说他们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厉害的被称为通，差一点的叫做达。
放达不羁，纵酒服散，这些都只是极端的表现形式。
形式容易被人模仿，可那不是真正的风度，比如还是阮籍，山涛说他：“嵇叔夜之为人也， 岩岩若孤松之独立， 其醉也， 傀俄若玉山之将崩。 ”这种风度就不是靠学能学的来的。
《世说新语》里王孝伯说：“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成名士。”就是讥笑那些只学阮籍等名士的外在表现的人。
其实王孝伯虽是讥笑之词，但也说出了部分实质，常得无事，就是要有闲；痛饮酒，是说的纵情，不光纵情，还要有钱，酒也是很贵的；熟读《离骚》，那是说名士要受教育。
有钱，有闲，有很好的教育，基本就是名士了，但还不是真名士。
还缺点儿什么呢？按冯友兰的说法，真名士，真风流的人，还需要有：玄心、洞见、妙赏、深情。
玄心，我理解就是对世界的直觉的感悟，洞见是要有人生的大见识，妙赏是要能体会世界上一切美的东西，有极强的审美能力，深情就是有情而无我，无我才能和世界一切万物共情。所谓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是我辈。
开始写的时候，我本来打算写一些名士的八卦，进而总结出名士的一些特点，那样读的人可能更轻松些，可是我觉得那样有点太开玩笑了。
魏晋名士，其实是特殊时代造就的一群“贵族”，这是他们之所以成为他们的基础。离开了这个谈名士，很容易成为瞎扯。
最后举个例子吧，殷浩，大名士，桓温问他，咱俩比，谁更厉害？桓温权势熏天，殷浩只好避其锋芒，说：“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我当时读这个，觉得殷浩这人，不错，很不错。之后又读到殷浩被贬为庶人，桓温有一天想起来这个老朋友，派人给他带口信说，想你回来做官，你同意，就回信给我。
结果，使者带回去一个空信封。不是殷浩不想回去做官，而是他太在意了，写好信，封好后，又担心信中是不是写错了，拆开来重新检查。然后再放到信封中，刚要送出去，还是担心有不妥，再拆开来看，就这样，他把这封信拆拆封封了十多次。
最后终于觉得完美无缺，派人把信送走。待人走远后，他松了一口气，然而等他返回家中，才发现写的信还在桌子上，派人送走的只是一个空信封。
所以，你看看，名士，追求自由，不舍富贵，除了嵇康等少数几个，大多数也就是这个样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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