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睡得晚，今起得早，一整天犯困。今日日記從簡。我需補覺。
要事：1、打了第二針新冠疫苗。兩日不得游泳。
2、與兒子商量去做個考公預體檢，堅決不從。仍是個孩子。
晚間讀報，《經濟觀察報》的《觀察家》欄目，有篇劉剛寫的《中國有個海權王國——海上絲路的源頭古越國》，談到越國是最早具有海權意識的國家。它有內越和外越之分。夷州是外域人的海域，有人把“夷州”當作臺灣，其實夷州，包括臺灣，並不專指臺灣，夷越海洋文化所到之處即“夷州”。它有兩個起點，北向以琅琊爲起點，向山東半島、遼東半島、朝鮮半島以及日本進展，南向以甬東爲起點，沒海與甌越、閩越、駱越相連，外海則從舟山到琉球向臺灣往海南發展，抵達北部灣。
據《越絕書》載，孔子在魯國，他聽說句踐在“躬求賢聖”，就帶了隨從弟子七十人去投奔，並且“奉先王雅琴，治禮往奏”，一副“吾從周”的派頭。句踐聽說孔子要來，“身被賜夷之甲，帶步光之劍，杖物盧之矛，出死士三百人，爲陣關下”，擺出一別“我是夷人我怕誰”的架勢。孔子到時，越王請問：夫子何以教之？孔子回答：我“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奉雅琴至大王所”。勾踐嘆道：我越人“性脆而愚，水行而山處，以船爲車，以楫爲馬，往若飄風，去則難從，銳兵任死，越之常性也，夫子異則不可。”句踐開口就拒絕了孔子“吾從周”那一套，並對孔子提出“從夷”的要求。孔子只好帶弟子辭回。
《論語》裏，“道不行，乘桴浮於海”，恐是孔子欲往越之說。《子罕篇》載：子欲居九夷，還說，“君子居之，何陋之有?”這些念頭恐也是發於奔越之前。可見越絕書的記載，不虛也。
晨課，讀梁漱溟《求學與不老》。寫道：
“我常說一個人一生都有他的英雄時代，此即吾人的青年期。因青年比較有勇氣，喜奔赴理三十年，天真未失，衝動頗強，煞是可愛也。然此不過以血氣方盛，故暫得如此。及其血氣漸衰，世故日深，慣於作僞，習於奸巧，則無復足取而大可哀已！往往青年時不大見銳氣的，到後來亦不大變；愈是青年見英銳豪俠氣的，到老愈變化得利害，前後可判若兩人。”
人年輕時血氣方剛，能挑一擔谷，絕不少於一擔，慾望盡往大里撐，以激奮強。隨年齡漸長，血氣漸衰，若慾望不減反增，則必要習於權詐，役使人來爲你挑擔，故老而世故，力不足而心機深。人求學不過是爲了隨時認清自己，保持自知之明。人不老也不過是慾望適度，能自食其力。不役使人，則不爲人役；無過度之慾，則不爲物役。梁先生說：中國古人的學問，就是了解自己且對自己有辦法的學問。
又在梁先生的書裏讀到奧本海末爾名著《國家論》之觀點：
“人類求生存，爲獲得其所必需之資料，有兩個不同的手段。一是人們自己勞動，或以自己勞動與別人勞動爲等價交換，此即謂之經濟手段。又一是強把別人勞動無代價收奪過來，此即謂之政治手段。社會，便從經濟手段發達而來，而國家，則起源於政治手段。自古迄今，人類歷史之發展要不外經濟手段對於政治手段之爭衡，逐步驅除它，以到最後勝利而已。”
我們儘量運用經濟手段，儘可能避免政治手段，或有望保持天性無虧。
讀書、寫作皆進展緩慢，而我已放下焦慮，如此悠悠地活來，每日皆有所獲即好。我夜夜伏案讀書、寫作，十幾年間鮮有中斷。除了學習，便是勞作，樂學樂作樂活，我已是世外神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