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七年，我奉命到汝州上任，途经金陵。王安石已经退出政坛，定居金陵多年。他因拜相变法，受尽责难。我因“乌台诗案”经历生死大劫，心生蜕变。我很想看到他，和他聊聊人生感悟。也许我们之间，能够划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再次相见。他是一个才华横溢、品德高尚的人，政治见解不同，不能阻止我对他的尊重。朝廷之中有太多“墙头草”，私德有愧的人。经历牢狱和流放，越发体会，对于苦难的百姓，多数士大夫并不关心。朝野中只有如他少数几个人是真为社稷苍生考虑，可他太固执了，重用了太多德不配位的人。
朴实无华的他，骑着驴飘然而至。他去职赋闲，惬意自如是挡不住的，比起离开权力惶惶不可终日的人，他是真自由。
交往相悖。早年参加科举，王安石知制诰，担任我的考官。
我26岁，提出了对朝政的看法，许多观点与他两年前向仁宗所上的万言书截然相反。众考官认为我的文章“文义灿然”，置之于高第，他看见后斥责“全类战国文章”。
他制词说：“夫士之强学瞻辞，必知要然后不违于道。择而所闻，而守之以要，则将无施而不称矣，可不勉哉！”
他担心我成为纵横家之流。
熙宁二年（1069），我上疏论贡举之法不当轻改，神宗当天接见，想让我修中书条例，他竭力阻拦，并力荐吕惠卿。同年，我为国子监举人考官，策题以历史上君主独断或兴或亡之事为问，他不悦。神宗想让我修起居注，他说我不是“可奖之人”。
神宗说我文学出众，为人平静，司马光、韩维等大臣都称道之。他回答说我是“邪险之人”，说三年前我遭父丧，韩琦等赠送赙金不受，却利用运丧的官船贩卖苏木入蜀，此事人所共知，所以我虽有才智和名望，但只能当个通判，不可大用。
次年，谢景温再次诬告我护丧回蜀时利用官船贩卖私盐等物，他奏知神宗，第二天就下公文到我返蜀的沿途州县调查此事，连当年服役的士兵和船伕都被抓来严刑逼供，一无所得。
司马光、范镇等大臣纷纷为我辩诬，范镇且指出苏洵去世后韩琦、欧阳修两人赠送的赙金即达五百两，我均予谢绝，岂有反而贩卖私盐以谋薄利的道理，我才算逃脱了罪名。
据说，他还多次劝神宗，说对待我必须像调教“恶马”那样，“减刍秣，加笞扑，使其服贴乃可用”。
我深刻体会到政治险恶，为屡屡受挫无奈。
敬重学识。他读书始终以破万卷之势，数万典籍对于他历历在目。我对他的文学功底深为敬佩。相比而言，我依靠自己的年轻和张扬，努力上远远不够。和他交往，可以感受到他是真正进入到学问的核心，见佛杀佛，明心见性的功底无以伦比。
他赏识我的才学，曾称赞我所撰的《表忠观碑》，兴致勃勃地次韵我在密州所写的诗。
当我遭遇“乌台诗案”后，他从江宁上书神宗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这对我得以免死是起了很大作用。
伤害我最深的人，救了我的性命。我的老师，也是屡屡压制打压我的人。看着他苍老的容颜，心中感慨。
换心交流。我对他说：“我一直想和你有话想说，事关你的荣辱。”
他脸色凝重，默默看着我：“请直言。”他以为我要重提旧怨。
我大声说：“我要说的是有关天下的大事。”
他依然有些僵硬，片刻后说：“我已经离开政事，很难再谈及治理，是你等奋发作为时候了。”我笑了：“轼亦自知相公门下用轼不着，也只是谈论。”
他郎朗地说：“你还是当年的随意风格。”
我点头：“您也还是当年那样谨言慎行。”
我告诉他，当前朝廷接连用兵和屡兴大狱的措施明显有问题，“大兵大狱”是汉、唐灭亡的前兆，劝他出面阻止。
他盯着我：“这是吕惠卿主政结果，我不在位，不便干预。”
我并不惧怕他的目光：“‘在朝则言，在外则不言’，这只是事君的常礼，而皇上待你以非常之礼，你岂能以常礼来报答皇上？”
他坦然起身:“好吧，你这样说是说到我心里了，我之后一定要说！我会认真考虑该怎么说。”
他走了几步，叮嘱我不可泄漏这些话语。
他还是对吕惠卿倾轧心有余悸。当然我懂得，这也是对我的保护，心思中有股暖流，这是政治家心思的细腻，过往我并不懂得。
他出示自己的诗文，我则手书近作相赠，他显然情绪上佳，意犹未足，自诵其诗，请我书写后留作纪念。
他对陈寿的《三国志》很不满意，要想重修又已年迈，于是不断劝我着手重修。有些愕然，我是闲散之人？推辞说不敢当此重任。他只叹息一声，并不坚持。
江宁停留数日，我们多次作诗唱和。我游蒋山的诗中有“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二句，他大为叹赏，当即和之，并叹息说:“老夫平生作诗，无此二句！”
他甚至劝我卜宅钟山，与他结邻而居。这让我心动，但迟疑不决。后来还是在妻子耐心劝说下，一个月以后，渡江北上。据说，他送走我后，对人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都为过往。劫波度尽，我们恩怨尽泯，消除了彼此间的敌意。
我写了一首《次荆公韵四绝之三》给他：
“骑驴渺渺入荒黄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1086年，他亡故。同年7月，我到西太一宫，看见他的题壁诗，悲从中来，一首诗出现在我的脑海：
“担忧樽中若下，何须墓上征西。闻道无衣巷口，而今烟草萋迷”。
我们都会迷失，在理解人性后恢复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