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話說，文運即國運，文脈即國脈。對具有強烈文化傳承的中國來說，確實如此，特別以儒家爲代表的中原傳統文化，對中國更是影響深遠，直到現在，即使你不完全承認它，它也在悄無聲息的、卻又顯性的影響着我們的行爲、舉止、思想。
春秋戰國時代，文化大繁榮、大發展，諸子百家思想，奠定了中國幾千年來的文化基因，以後不過是對其註解罷了，就如柏拉圖之於西方哲學。自兩漢以來，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被朝廷採納後，儒家文化基本上佔據主流，主導着隨後各個正統朝代，未曾受到顛覆式的挑戰。
不過，中原文化劫難也不少。秦始皇“焚書坑儒”的危害無法估量，對於先秦諸子思想，我們現在看到的，與真實的，可能大相徑庭，這是其一。其二，後人的改造、演繹，也使很多思想失去原味，如董仲舒對儒學的改造，最後淪爲統治階級的政治工具。其三，改朝換代，大亂之世，中原文化的傳承同樣受到嚴重威脅，魏晉南北朝就是這樣一個時代。
公元280年，司馬炎滅掉東吳，西晉統一全國。但“一槽不容二馬”，沒過多久，“八王之亂”爆發，西晉元氣大傷，開啓了“五胡亂華”模式。304年，南匈奴貴族劉淵在左國城起兵，建立漢趙政權。隨後“永嘉之亂”爆發，311年，劉淵之子劉聰遣石勒、王彌、劉曜等攻破洛陽。316年， 劉曜又攻入長安，西晉滅亡，中國北方進入戰亂不休的“五胡十六國”時期。
洛陽和長安兩個古都陷落，也標誌着中原文化主體的陷落。以世家大族爲主建立起的西晉王朝，面臨着生存和死亡的選擇。中原文化何去何從，也同樣面臨選擇。
歷史最終的選擇是：琅琊王氏、太原王氏、清河崔氏、范陽盧氏等一等世家大族，南都黃河，來到長江流域，輔佐司馬家族建立東晉王朝，史稱“衣冠南渡”。河東裴佗、太原王睿、陳留江式、廣平程駿等書香名門，西渡黃河，避地涼州，家學相傳未斷，造就“河西文化”，或可稱爲“文化西傳”。
公元317年，世家大族琅琊王氏扶助司馬鄴在建立東晉王朝，定都建康。東晉門閥政治達到頂峯，文化上傳承了魏晉玄學的基因，清談、飲酒、長嘯，從虛無縹緲的神仙境界中尋找精神解脫，即所謂“魏晉風骨”。道家思想得到了極大發展，王羲之、王獻之的書法，顧愷之的繪畫，謝靈運、陶淵明的詩，無不體現着天人合一的道家美學思想。
“文化西傳”卻有另外一番風景，儒學得到繁榮發展。
五涼政權中，除前涼、西涼外，皆爲少數民族的統治者所建。與東晉王朝不同，五涼統治者大多重視文化建設，重視經史、提倡儒學、尊崇佛教、擢拔士人。如前涼張軌，深通經義，"家世孝廉，以儒學顯"，其子張寔"學尚明察，敬賢愛士" ，張駿"十歲能屬文"。西涼李暠自幼尚學，"通涉經史，尤善文義"，“述志賦”流傳至今。
另外，河西當地也有很多世家望族，家學淵源，如宋纖、張湛、宗欽、段承根、闡駟，劉號、趙柔、索敞、陰仲達等人，都是河西名門後裔。他們自祖父輩起就知名河西，深受家族儒學薰陶濡染，飽讀詩書，滿腹經綸，顯示出河西家世之學的傳統與影響。
在這樣的背景下，以郭荷“明究羣籍，特善史書”、郭瑀“精通經義，雅辯談論”、劉炳“德冠前世，蔚爲儒宗”爲代表的大儒，在馬蹄山、林松薤谷收徒授課，繼續着漢文化、儒家文化的輝煌，使得在戰亂年間得以保全甚至獲得了更高一級的發展。
在以郭荷三代師徒爲代表的外來學者,以宋纖、陰仲達爲代表的當地學者，以張軌李暠爲代表推崇儒學的君主的努力下，河西儒學異常繁榮，文化得以保全發展，創造出“河西文化”。
兩千年後，陳寅恪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中，將河西文化作爲隋唐文化的源頭：“惟此偏隅之地，保存漢代中原之文化學術，經歷東漢末，西晉之大亂及北朝擾攘之長期，能不失墜，卒得輾轉灌輸隋唐統一之混合之文化，蔚然爲獨立之一源，繼前起後，實吾國文化史之一大業。”
北魏時期，河西文化東漸，與中原文化、江南文化並列成爲隋唐文化的淵源之一，這是後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