瀋陽本輪疫情的“一號病例”尹老太去世了，她引發的風波卻遠沒有平息。
尹老太去年12月確診，自打軌跡被公佈之後，她就成了衆矢之的。在不少網友眼中，她的“罪狀”主要有這麼幾條：她從韓國入境完成14天的集中隔離返回家中後，第二天就出門活動，實在不負責；她先後跑了五家醫院看病，包括小診所，最終釀成“超級傳播”事件；當地官方網站曾經出現過兩個版本的軌跡，最初顯示她12月21日未外出，但幾天後又“微調”成了“兩次打車去譜康醫院”，這老太莫不是瞞報行程了？
老太的兒子在2月3日發了一封公開信爲母親辯護。他說沒有居家隔離是因爲提前問過社區，社區人員口頭告知不需要，微信中也未告知；老人家沒想到會中招，習慣性去診所，沒有好轉才輾轉了幾家醫院；兩個版本的軌跡“不知是什麼原因”。總之，母親捱罵太冤了。
這封公開信本意是“求理解”，沒想到反而火上澆油。網友們紛紛表示“你甩鍋”、“你撒謊”，罵得更兇了，“理直氣壯”地問候老太全家。
當事人該怎麼“求原諒”不是我想討論的問題。我更關心的是，究竟該怎麼看這場風波？尹老太的警惕性差到不可思議，她需要對此負責，但其行爲是不可饒恕的嗎？
按照網友的“推測”，尹老太幾乎有“妨害傳染病防治罪”的嫌疑：發燒不向社區報告、不去定點醫院，輾轉幾家醫院還隱瞞剛從韓國回來不久的事實，甚至有種說法，老太太“一聽說核酸檢測就跑”。這一系列“結論”很可能是從流調信息中“分析”出來的。“瞞報”嫌疑也是這麼來的，前腳“微調”，後腳鄰居的軌跡裏出現了“陪老太去譜康醫院”，這麼巧的嗎？
網友早已看穿了一切。然而事實果真如此嗎？“瞞報”沒個明確的解釋，流調里根本也沒提老太太是不是隱瞞了出過國的情況，連她究竟從什麼時候開始發燒，我們都不知道。所以一個關鍵的問題是，老太太究竟有沒有隱瞞症狀、瞞報行程？
我還想提醒大家一件事，老太太回國那會兒，國內冬季疫情剛剛擡頭，境外回國人員解除集中隔離之後被測出陽性，還是比較新的現象。尹老太太回家後，很可能處在一個比較“寬鬆”的防疫環境中。尹老太太去過的其中四家醫院都因發生院感封停，其中兩家還吊銷了執照，防疫漏洞暴露無遺。幾家醫院“放過”了老太太，究竟是什麼原因？老太兒子聲稱社區和隔離點防疫人員都說不用居家隔離，究竟屬不屬實？這些也是比較關鍵的問題。
瀋陽當地給人一個感受，在面對輿情時十分謹慎。比如尹老太1月30日就去世了，坊間早就傳開，然而那期間瀋陽並沒有新增死亡病例報告，記者去求證也碰了壁。官方確認死因之後，大家才恍然大悟，老太死前核酸早就轉陰，嚴格說她死於基礎病和合並症。比如圍繞老太太的猜測，官方暫時還沒正面迴應，或許是出於對逝者的尊重。但尹老太去韓國，以及她後來的一系列行爲，究竟是失當還是違規，是需要加以釐清的。如果啥都不說，老太太究竟該負多大責任，就永遠掰扯不清楚。在這樣的前提下，談什麼公正呢？
新冠疫情一再提示我們，什麼是命運共同體，“一人幹翻一座城”，就是比較極端的體現。共同體會承擔每個個體行爲的後果，因此，個體也對共同體負有某種義務。正是因爲這種“共同體”的存在，經常會出現對感染者的“問責”現象，這是有情可原的，因爲城市的停擺、長時間的居家隔離、生產生活的改變，很可能都是因爲某個人的失守。但應該看到的是，個體的義務並不是“無限”的，並不意味着只要出現了某種後果，比如感染後又感染了他人，個體就必須接受譴責。判斷這一切的依據，是個體的行爲是否遵守了防疫的規定，也就是說，他是否承擔了自己的義務。共同體對個體的要求，同樣也是有邊界的，超越了邊界，就可能成爲輿論暴力。這樣的暴力經常可以看到，比如隱私的泄露，對感染者行爲動機的猜測等。
尹老太風波里，輿論暴力也隨處可見，某些謾罵堪稱惡毒。流調裏任何只言片語，都能給硬發揮出“黑料”。某些人竟然公然表示對“這種人”實施網暴合情合理。通化那個搞推銷的無症狀感染者經歷過一遭，現在又輪到去世的瀋陽尹老太。我們對這些患者的全部瞭解，估計只有流調上那幾行、十幾行字。你倒是說說，尹老太或者別的“一號病例”是“哪種人”？假設哪天你也不幸上了流調，你希望哪個“天才”來定義你是哪種人、是不是活該被網暴？
疫情可能還會反覆折騰我們的社會，如果下一個“尹老太”遭受公衆凝視，這一地雞毛難免重演。這時候我們更能體會，提地點、不提人的軌跡通報方式，是多麼文明和厚道。不提人不影響懲罰違規者，更不可能耽誤依法起訴“妨害傳染病防治罪”、“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卻能保護犯錯者免遭輿論審判，保護社會免遭戾氣裹挾。
（文/張靜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