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克電影 雜談二三
在經歷了全球電影沉寂之後，各大電影節也開始在慢慢復甦，但因國外疫情的影響，電影節和影院仍然存在很大考驗。而今流媒體當道，人們看電影的方式在逐漸發生改變，但對於所有電影人和影迷來說，電影院依然是最神聖之地。
李安導演最近談及了人們看電影的習慣在逐漸偏移，雖然流媒體時代可以滿足人們的需求，但電影院纔是電影的真正歸屬，所以想要吸引人們去電影院看電影，必須要升級更高的規格，以達到流媒體所無法體驗到的觀影感受。
其實電影院的目的很簡單，一塊簡單的幕布，簡單的膠捲，就能夠放大數百倍電影的細節，人們只專注於當下，把情感投入到同一個光圈和焦點上，光這一點，便是手機或者電視機所無法替代的。
只是人們圖便捷，所以怎麼方便怎麼來，能躺着在手機上完成的事何必跑去影院呢？再加之很多冷門電影根本無法在電影院看到，所以這一方小屏幕也承載了很多影迷的心願。
包括我也是如此，如果是非常想看且能在電影院上映的電影一定會抽空去看，但沒辦法在影院觀賞到的冷門好片，便通過手機觀看。
這可能需要更多的電影創作者認真拍電影，保證電影內容的質量，才能讓更多人前往電影院支持！
前段時間看了一部德國的戰爭題材電影，很是喜歡，本來不打算推介，卻總覺得應該讓更多人看到，而且這是一部光聽名字就比較有趣的電影——《元首偷走了粉兔子》。
這是一部德國電影，看之前我也很好奇德國人拍戰爭題材會怎麼拍？看後才覺得其實我們站在世界中央，看待事物的角度和本質是一樣的，或許一百個人心中有一百個哈姆雷特，但那個哈姆雷特，也都是莎士比亞所創造的，本質上並無區別。
儘管德國是戰爭歷史的起始者，可現如今他們反思的精神卻愈加濃烈，《元首偷走了粉兔子》以一個孩子的視角和一個家庭爲結構，帶我們四處遊蕩，卻無法割除戰爭下的陰霾和驚懼，儘管全片無一個殘暴的鏡頭，卻比血淋淋的戰爭更爲悲切。
前年好萊塢上演了一場黑色幽默的《喬喬兔》，兩部電影的表達方式有些類似，主人公視角也都設定爲孩子，在孩子眼裏，戰爭像是一場遊戲中的世界末日，人們你追我趕，卻發現這個遊戲沒有輸贏，更沒有終點，只有不斷地失去，不斷地重建，才能恢復和平和完滿。
元首在這兒自然指的是希特勒，那是1933年，戰爭還未爆發前的柏林，安娜一家本是德國精英階層，父親是柏林著名的評論家，母親是一名鋼琴家，她和哥哥接受着良好的教育，就算和保姆也都保持着親密的關係，他們本應在童年之際無憂無慮，幸福成長，卻因爲父親評判和指責了納粹思想而被迫趕出德國。
電影背景圍繞着“納粹焚書事件”展開，希特勒在德國大資產階級和民族沙文主義的支持下上臺執政。隨後一手製造了國會大廈縱火案，公然取締共產黨和各種進步黨派團體，全面查禁一切進步報刊，殘酷鎮壓一切反對他們倒行逆施的革命羣衆。
而安娜的爸爸身份較爲特殊，他不僅僅是著名的評論家，抵制希特勒的政治思想，他更是一名猶太人。猶太民族一直被希特勒視爲眼中釘，所以他們一家必須要逃離德國，流亡各處，才能活下來。
他們流亡至瑞士，流亡至巴黎，流亡至倫敦，從精英階層變成最窮困的底層階級，然而在孩子的眼中，有父母在，這個家就在。
他們不理解爲什麼要四處遷移，換了一所又一所學校，更不明白爲什麼每天都會喫不飽，他們只知道父母在哪兒，他們就會跟隨去哪兒。
“粉兔子”在電影中所代表的是安娜最鍾愛的毛絨玩具，因爲要搬遷，所以保留在了家中，後來家中所有東西被相關人員查封，故有了此電影名的由來——元首偷走了粉兔子，也偷走了所有有關在德國的童年時光。
泰戈爾詩說：“孩子喜歡塵土，他們的整個身心像花朵一樣渴求陽光。”
但現實生活哪能隨時都陽光普照呢？
父親本是一名赫赫有名的評論家，卻因爲時局的改變而不得不淪爲報紙評論員，爲了養家餬口，時常入不敷出；
母親從一名高雅的鋼琴家退下廳堂，捨不得買一件衣服，更捨不得喫一塊蛋糕；
家中兩個孩子只有一個能上學，而另一個則只能在家繪畫着一張又一張災難圖，無奈的境遇下，他們要告別一座又一座城市，一棟又一棟房子，一個又一個人。
通過“告別”“離鄉”“流亡”讓平靜的敘事變成一種激盪的自省，這是電影給予我的一種能量，讓我在和平的年代裏去回顧殘酷的歷史痕跡，同時也讓我心生一種對童年歲月的緬懷，誠如蕭伯納所說：“童年時代是生命在不斷再生過程中的一個階段，人類就是在這種不斷的再生過程中永遠生存下去的。”
安娜用自己溫柔的目光將世界所到之地幻想成自己心中的天堂，這些她曾踏足的角落，沒有傷痛，沒有殺戮，沒有炮火，可那個叫“家”的地方早已蕩然無存；
他們變成了倖存的流亡者，隨時都要學習新的語言，可他們依然笑望着遠方，因爲苦難沒有迫使他們分離，父親、母親、哥哥，永遠都在她的身旁。
那隻寵愛的粉色兔子，就讓它成爲最後記憶中的柏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