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王榨沙 編輯 | 範志輝
去年以來， “內卷”這個詞席捲了整個中文互聯網。
內卷化（Involution）一詞源自文化人類學領域，根據美國人類學家吉爾茨的定義，是指一種社會或文化模式在某一發展階段達到一種確定的形式後，便停滯不前或無法轉化爲另一種高級模式的現象。簡單來說，就是當資源總量不變甚至正在減少的情況下，競爭者投入的成本越來越大，但人均收益始終無法得到提高。
疫情背景下，很多行業都或多或少出現了內卷化的趨勢，音樂行業也不例外。在國外，音樂人曾嘗試通過工會組織爲自己爭取更良好的工作環境與報酬，但在價值由市場決定的大前提下，音樂人的處境很難產生質的改變。而在音樂市場還不夠成熟的中國，國外工會的經驗更是無從套用。
不過辯證地看，內卷化並不完全是一種不合理的現象，它本質上是一種更加激烈殘酷的優勝劣汰。就像任何一個講求叢林法則的職場一樣，在市場變得更大更好之前，困境中的音樂人或許需要自行找到生存下去的辦法。
音樂大爆炸時代，“彩鈴神曲”主導了行業風向
在昨天的文章《每天6萬首新歌的時代，絕大多數音樂人都不會被聽到》中，我們提到，Spotify平臺現在每天上傳超過60,000首新歌。這意味着，Spotify曲庫在今年將新增大約有2200萬首歌。去年11月，Spotify稱，其平臺上已有約7000萬首歌，到明年年初，Spotify的曲庫將首次破億。
與此同時，全球音樂人的數量也呈爆炸式增長。相比於國內網易雲音樂上的20萬音樂人和騰訊音樂娛樂的18.5萬音樂人，截至2020年底，Spotify平臺已有800萬音樂人。其CEO建創始人Daniel Ek預測，到2025年，平臺上的音樂人將達到5000萬。
如果要上傳到Spotify的音樂數量增長速度與Spotify上的創作者數量相同，那麼到2025年，Spotify每年大約新增1.37億首新歌。但根據聯合國的估計，包括睡眠在內，人類的平均壽命約爲3,800萬分鍾。顯然，歌曲的數量正在飛速增長，耳朵已經不夠用了。在浩如煙海的曲庫面前，音樂人想要讓自己的作品被更多人聽到，需要跑贏的分羹者越來越多。
面對如此激烈的競爭，即使音樂人非常努力，想要獲得足夠體面的收入，也很困難。衆所周知，在絕大多數國家，音樂人都被視爲一個不太掙錢的行業。
圖源：電影《布拉德的中年危機》
而在中國，音樂人的處境更加艱難。中國傳媒大學發佈的《2020中國音樂人報告》指出，中國音樂人的平均收入只有世界同等收入的 9%。其中，有52%的音樂人沒有音樂收入，24%的音樂人的音樂收入佔總收入的5%以內，僅7%的音樂人音樂收入佔比達到100%。
過低的收入也就意味着更大的生存壓力，要想讓音樂轉換成更多的收入，音樂人經常面臨的兩難就是不得不放棄自己的審美，製作一些符合市場需求但藝術水準不高的作品。
比如，2004年前後，內地本土唱片公司開始有意識地選擇和中國移動等運營商展開合作，推廣彩鈴業務。全國千萬量級的彩鈴用戶，讓很多備受盜版擠壓的音樂公司重見光明。當時，彩鈴業務成爲中國市場中體量最大的音樂類消費，數據顯示，2009年移動一年的彩鈴收入就超過200億，而內地整個音樂產業一年收入才2億。
爲了適配彩鈴的消費場景，迎合主流彩鈴用戶的品味，我國流行音樂在一段時間內“神曲”橫行。這些歌曲因爲洗腦的旋律和直白的歌詞飽受質疑，很多專業的音樂人對這類歌曲也頗不待見。比如2004年推出的《兩隻蝴蝶》，這首歌被製成彩鈴後累積下載量達1億餘次，原唱龐龍因此成爲當年福布斯名人榜上內地收入最高的男藝人。但在藝術角度，《兩隻蝴蝶》很難稱得上有價值的作品，龐龍本人也承認，這首歌太商業。
隨着彩鈴的式微，大環境的改變，很多音樂人不再需要爲了生計做出過多妥協。寫《左眼皮跳跳》的金志文開始製作更有品質的音樂，拍攝《QQ愛》MV的彭磊也能夠通過搖滾樂養活自己了。
然而，市場在輪迴，隨着短視頻的興起，音樂最有力的宣傳渠道再次被限制在了有限的消費場景中。瀏覽目前的熱門單曲排行榜，十有八九都是短視頻中經常出現的BGM，這也使得音樂人的創作又一次受到了巨大的制約，流傳最廣最火的歌曲又回到了彩鈴時代。
此外，在維權成本過高，侵權代價和風險較低的情況下，生存的困境也會倒逼一些音樂行業從業者丟掉底線。有的音樂人甚至構建了一條洗歌產業鏈，批量生產涉嫌抄襲的歌曲，其中部分歌曲還在網絡上取得了很高的熱度。
音樂人宋孟君的大量作品被質疑“洗歌”
縱觀當代中國流行音樂史，其中充滿了創作者爲五斗米折腰，妥協理想的故事。在殘酷的現實面前，能否找到一種方式讓音樂人更有尊嚴地工作，讓流行音樂的品質能夠不輕易被所謂下沉的審美顛覆？
既定供求關係下，內卷或許難以避免
爲了讓音樂人能夠過得體面一點，相關音樂行業組織和個人想了各種辦法。
比如，國外一批音樂行業從業者爲了聯合起來面對甲方，維護自己的權益，建立了民間組織Fair Trade Music，該組織總部位於加拿大多倫多，性質類似於工會。如果發現某家場館或活動方對音樂人不友好，Fair Trade Music成員就可以聯合起來，今後就不來這邊演出；如果說有對音樂人特別友好、很講誠信的酒吧或演藝場所，Fair Trade Music就會爲其貼一張認證標識。
不過，國外工會類組織的經驗可能在國內可能不適用。BigMic唱片創始人、TinaG時間頻道主理人郭音向音樂先聲表示，由於國內的音樂產業不太健全，很多活動方在策劃演出時都沒有長遠的規劃，很可能只策劃一次音樂節，以後就不再辦演出了，對於這類活動方來說，藝人的聯合抵制毫無殺傷力。
而即使在歐美，音樂人工會的作用也很有限。價格由市場決定，在一個供大於求的甲方市場中，音樂人的收入低未必是由於資本的剝削，而是因爲在這個市場中，他們的價格與議價權只能達到這個體量。
在接受音樂先聲的採訪時，布衣樂隊主唱吳甯越向我們介紹了他在美國錄製專輯時的見聞。他提到，在美國奧斯汀，很多酒吧是不給歌手提供演出費的，歌手只能獲得客人給的小費。但即便如此，願意來演出的歌手仍然很多，音樂人之間的競爭很激烈。換句話說，當甲乙雙方的地位懸殊到供給方即使不要錢也願意提供服務的時候，工會這類組織就很難幫上忙了。
布衣樂隊紀錄片《21號公路》
吳甯越還向我們表示，反而是在中國，音樂人的競爭強度更弱，掙錢更容易一些。重塑雕像的權利樂隊主唱華東在採訪中也表示，在中國，一支水平湊合的樂隊，演出費就可能會很高，但在國外，水平已經相對很高的樂隊演出一次也拿不到這麼多錢。據華東介紹，很多國內比較有名的樂隊，在國外演出後，因爲在心理上無法承受激烈的競爭環境，以及自己與國外同行的水平差距，回國就解散了。
從另一個角度，這也說明，有時候“內卷化”也未必是一種不好的現象，它還有可能是一種雖然殘酷但必要的優勝劣汰，內卷的倖存者，纔有資格分到市場的蛋糕。
音樂人反內卷指南：提升能力、敢於跨界、找個班上
目前，我國的音樂市場仍有大量未被充分開發的增量。
據郭音介紹，與國外音樂人巡演動輒百站相比，中國絕大多數巡演能有五十站已經算非常多了。在她介紹到，國內音樂行業呈現出許多看似相互矛盾的現象，比如製作與演出費用大多虛高，但從業者的收入並沒有相應上漲。郭音認爲，這些現象歸根結底還是因爲整個行業盤子太小，活兒太少，當產業規模擴大，作品發行與演出數量增多，音樂行業也會形成公平透明的定價體系與良性的競爭機制。
隨着行業規模的擴張，惡性內卷會得到緩解，但環境的改善需要時間。而且，沒有惡性內卷不代表沒有競爭，無論任何時候，足夠強大的業務水平都可以讓從業者獲得更好的生存處境。
有研究中國音樂產業的學者曾指出，近幾年，中國一些音樂人爲了能夠得到工作機會，開始打價格戰，願意以比同行更低的價格換取更多的工作機會。對於這種典型的職場內卷行爲，前趙雷經紀人蔣步庭認爲，這種行爲並不會真的擾亂市場。根據自己的實操經驗，蔣步庭表示，在挑選合作方時，他們往往更看重對方能力，因爲良好的業務水平和溝通能力能夠爲團隊節省更多的隱形成本，爲此，他們不介意多付出一些酬勞。
此外，對於音樂行業的內卷化問題，蔣步庭表示，在行業利益固定的情況下，音樂人如果想要改善生計，可以嘗試跨界踏入其他行業。比如說，有知名度的音樂人可以去演戲、錄綜藝，樂手可以去做教育培訓。
知名搖滾歌手鄭鈞也對音樂人提出過類似的建議：可以先找個班上，業餘時間搞音樂。
任何一個行業發展到一定程度，都會發生內卷現象。站在宏觀角度，不同時期的內卷現象各有利弊。而對於每一個個體從業者來說，每一次內卷都是歷練，只有足夠強大、足夠堅定的人才能扛過去。
先聲話題
話題內容：提高能力、敢於跨界、找個班上，你認爲音樂人還可以怎麼反“內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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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 | 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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