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哪個女人沒幾套衣服，哪個男人還沒套西裝啊？
雖穿時不多，可總有被要求穿“正裝”的時候。
憑什定西服爲“正裝”？有穿衣自由嗎？
這事對百年前瀋陽人說，真有些複雜。那會兒，瀋陽滿街最流行的就是西裝。
瀋陽人是怎麼變得西服革履的？
西裝除了是舶來服裝外，還是什麼？
僅僅是包裹軀體的體面禦寒之物？
細細品味，明顯又不是。
1883年，司督閣在英國利斯航海學院完成航海訓練，來到奉天。
這一年，28歲的他身懷醫學與神學學位赴奉天傳教。
當然，第一次來到遙遠的東方國度，他西裝革履風度翩翩。
不幸的是，年輕的司督閣遭受到孩子投擲來泥巴、石塊的熱情歡迎。
這個“洋鬼子”在困惑後反思：穿洋裝“是對中國人普通行爲準則的一種冒犯。”
其實，司督閣有些問題是沒想明白。
1840年後兩次鴉片戰爭，洋人的堅船利炮讓中國人心靈蒙受恥辱。
高漲的民族情緒讓奉天人對外國人普遍心存恐懼和憎恨。
奉天人不歡迎他真不是因那身怪怪的衣服。
此後司督閣在奉天儘量穿中式長袍，以“減少與中國禮節的衝突。”
但在奉天人心中仍然存有敵意。
瀋陽西服是外國人帶來的，但未必是最早那個外國人。
最早到瀋陽的是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他1682年就隨康熙東巡盛京。
不過，作爲大清命官（欽天監監副），他穿的是朝服而非西裝。
1838年羅馬天主教任命外方傳教會方若望爲滿蒙教區主教。
1841年，方若望赴遼東，第二年，又派包若瑟來滿襄助教務。
洋裝，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進入了瀋陽人視野。
奉天人對西裝的陌生感，與從這裏起家的皇帝是很不同的。
第一個穿西裝的中國人，偏偏可能是滿清王朝的天子。
假髮、領結，花襯衫及洋裝的包臂褲造型是不是夠Cosplay的？
也許，雍正帝閉門在家喬妝打扮僅僅是爲自嗨。
戰爭藏着民族和文化的衝突，服飾碰撞只是表象。
在雍正心中，西裝就是新鮮外套，哪有什麼民族情緒？
他不可能知道，從孫子嘉慶後歷輩孫子盡受洋人欺負。
可喜歡玩獵奇的雍正穿了誰又能怎樣？
按外國傳教士的經驗，公開場合穿包臀褲冒犯奉天人。
司督閣說：“一個穿着相當得體西服的婦女在中國人眼中仍然不怎麼好。”
當然不雅，奉天女人成年褲外必套袍裙。
外國女人西裝穿褲出門那是今天的“穿睡衣上街”。
何況，清輿服三百年，長袍馬褂箭衣馬蹄袖，
從顏色到紋章的等級，他們早習慣了。
女裝制度雖然相對自由，但寬鬆且鑲邊從三鑲多至十八鑲，
在下襬、大襟、裙邊和袖口上綴滿各色繡花繁瑣細密重重疊疊。
如此精細的女裝屬於滿族貴族，本無緣普羅大衆。
清代穿着官是官服，學是學服，各有各的範兒。
普通人“短打”，上爲對襟下爲大腰大褲。穿長衫的和穿短打的不是一個階級。
可這一切到1905年後，在奉天卻都鬆動了。
1894年，1905年奉天的甲午、日俄戰爭刺激了所有的精英。
1871年，日本明治維新的剃髮易服令後，接連打敗大清、沙俄。
要知道，20年前日本同樣受辱列強，甚至不如大清。
上下學日本，奉天不光是地利之便，更有榻側芒刺：日本一直覬覦着東北。
光緒三十二年(1906)，趙爾巽牧奉省，當年公派留日學生70人。
該年，奉天自費留日“學速成警監、法政者多至二百餘人。”
留學日本也很便宜，無需簽證20兩銀子就搞定。
幾乎一夜之間，西裝、日式學生裝等出現在瀋陽街頭。
當然，這也是因爲瀋陽城市日本商人、浪人、學生的不斷增多。
1907年5月，奉天女子師範學堂派21名女子赴日讀師範科。
1912年前十年間，奉天留日生達400餘人。
這是瀋陽撒下的易服種子！
外來的一連串恥辱，激發求變求強的心願。
1905年後，奉天改練新軍、創設警察、廣辦學堂⋯⋯
如此，西式制服先在軍服、警察及學生中被迫推開。
服裝新時樣一興，老裁縫可就不好混了。
而先行開放的日本，踩上商機佔居奉天市場。
日本已經接手沙俄奉天鐵路附屬地等權利，且不停地放大。
日商老字號高島屋也在奉天、大連設立洋裝店。
實際上，進入奉天的日本洋服商店、零售商遠不止高島屋一家，
七福屋、三越、丁字屋也陸續進駐奉天，大作呢料洋服生意。
這也拉開了日本紡織傾銷奉天的序幕。
辛亥那場急風驟雨刷洗奉天人的觀念，
西裝正蛻掉洪水猛獸的外殼，漸變新風尚讓人趨之若鶩。
奉天商業中心四平街上的“鴻盛興”，商業轉型爲“大氅莊”。
大氅是清末流行的西式呢料大衣，是上層人士眼中明星服。
商號特籌備巨資從大連聘請高級技師，購買大宗呢料備制大氅。
1923年，隨着急劇擴大的業務，他們又在小西門裏添設分號。
20世紀20年代，傳統服飾正爲接洋裝薰染。
西服、中山裝開始成爲時尚的衣着，西式襯衣、皮鞋等都特別暢銷。
《奉天通志》載：“民國初年都市少年，則棉絨，呢鞋革履”。
而奉天普通縣誌記:“近年上流社會，多着西式洋服，概用呢制。”
而女士更多姿多彩，“袖僅及肘，裙不過膝，另加外套類男子洋服。”
這是一個新時代劃過留下的服飾姿態。
市民青睞中山裝、西裝、洋傘、洋布、皮鞋之類，各式新式服裝蓬勃正旺。
1929年，趨勢洶洶奉天一地成衣店、洋服店達100家。
曾經的文化痛苦碰撞，正經歷磨合馳入新程
民智不開國必積弱，可開智何其難！
剪辮易服，是前朝衣冠之治解體的一個標誌。
細檢史料，奉天除軍、警、學制服更改，卻少有大規模“易服”。
剪辮容易，易服涉及太多的資金投入。
民國奉天各階層的收入差距是巨大的。
1928年，一般工人月薪約7元，普通警察12元，瀋陽縣縣長210元。
由於西裝面料多爲進口呢絨，奉天當時一套西裝得20元。
民初時規定常禮服是長袍馬褂與西裝革履均可的。
弔詭的是，1929年民國頒佈《服制條例》，長袍馬褂仍是禮服，對西裝卻閉口不提。
決策者搖擺不定顧慮是多重的。
19世紀歐美西裝的流行，是工業革命與工商階層誕生的結果。
1920年代後，奉天與全國一樣，正篷勃着國貨運動。
隨着中山裝的興起，上海三友實業社將分公司開到瀋陽。
三友以做紡織品起家，這次要在中山裝市場打開缺口。
原價14元的中山裝賣12元，原24元的西式大衣只賣20元。
從1929年1月《盛京時報》並無後續報道看，這次行動或戰績平平。
可歐風美雨畢竟打來，總會激起時尚的浪潮。
這一時期，日本所制的膠皮鞋開始在奉天各大商市流行起來。
西裝大氅穿不起，皮鞋還是能買的。
就是奉天的縣城鳳城，“近日皮靴盛行⋯⋯又開設德華皮靴廠一所”，交易繁盛。
“鞍山鐵道東三道街皮靴店所售皮鞋物美價廉般購買者絡繹不絕”。
20世紀20年代的《盛京時報》整天充斥着各種各樣的鞋子廣告。
易服之難，許多時候並不只在文化之差異。
多數民衆能否消費得起，成爲制約改變的關鍵。
城市總需要風景，服裝永遠是城市最炫彩外衣。
就像1930年7月8日《盛京時報》描述奉天女士：“打陽傘，穿印度綢，着高跟皮底鞋”。
民國的風情，真是一道西洋調與民族腔融合的風景。
從瀋陽誕生的旗袍，歷西化改良創制驚豔世界，就是生動的例證。
百年前那場衣冠易制不同以往千年任何易服，它掀開了平等自由的穿衣吋代。
今天，女人衣櫥裏總少件衣服，男人衣櫥卻真已不備西裝。
沒關係，中山裝、人民服也可以是國際化生活方式。
從服裝意義講，世界也是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