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哪个女人没几套衣服，哪个男人还没套西装啊？
虽穿时不多，可总有被要求穿“正装”的时候。
凭什定西服为“正装”？有穿衣自由吗？
这事对百年前沈阳人说，真有些复杂。那会儿，沈阳满街最流行的就是西装。
沈阳人是怎么变得西服革履的？
西装除了是舶来服装外，还是什么？
仅仅是包裹躯体的体面御寒之物？
细细品味，明显又不是。
1883年，司督阁在英国利斯航海学院完成航海训练，来到奉天。
这一年，28岁的他身怀医学与神学学位赴奉天传教。
当然，第一次来到遥远的东方国度，他西装革履风度翩翩。
不幸的是，年轻的司督阁遭受到孩子投掷来泥巴、石块的热情欢迎。
这个“洋鬼子”在困惑后反思：穿洋装“是对中国人普通行为准则的一种冒犯。”
其实，司督阁有些问题是没想明白。
1840年后两次鸦片战争，洋人的坚船利炮让中国人心灵蒙受耻辱。
高涨的民族情绪让奉天人对外国人普遍心存恐惧和憎恨。
奉天人不欢迎他真不是因那身怪怪的衣服。
此后司督阁在奉天尽量穿中式长袍，以“减少与中国礼节的冲突。”
但在奉天人心中仍然存有敌意。
沈阳西服是外国人带来的，但未必是最早那个外国人。
最早到沈阳的是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他1682年就随康熙东巡盛京。
不过，作为大清命官（钦天监监副），他穿的是朝服而非西装。
1838年罗马天主教任命外方传教会方若望为满蒙教区主教。
1841年，方若望赴辽东，第二年，又派包若瑟来满襄助教务。
洋装，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了沈阳人视野。
奉天人对西装的陌生感，与从这里起家的皇帝是很不同的。
第一个穿西装的中国人，偏偏可能是满清王朝的天子。
假发、领结，花衬衫及洋装的包臂裤造型是不是够Cosplay的？
也许，雍正帝闭门在家乔妆打扮仅仅是为自嗨。
战争藏着民族和文化的冲突，服饰碰撞只是表象。
在雍正心中，西装就是新鲜外套，哪有什么民族情绪？
他不可能知道，从孙子嘉庆后历辈孙子尽受洋人欺负。
可喜欢玩猎奇的雍正穿了谁又能怎样？
按外国传教士的经验，公开场合穿包臀裤冒犯奉天人。
司督阁说：“一个穿着相当得体西服的妇女在中国人眼中仍然不怎么好。”
当然不雅，奉天女人成年裤外必套袍裙。
外国女人西装穿裤出门那是今天的“穿睡衣上街”。
何况，清舆服三百年，长袍马褂箭衣马蹄袖，
从颜色到纹章的等级，他们早习惯了。
女装制度虽然相对自由，但宽松且镶边从三镶多至十八镶，
在下摆、大襟、裙边和袖口上缀满各色绣花繁琐细密重重叠叠。
如此精细的女装属于满族贵族，本无缘普罗大众。
清代穿着官是官服，学是学服，各有各的范儿。
普通人“短打”，上为对襟下为大腰大裤。穿长衫的和穿短打的不是一个阶级。
可这一切到1905年后，在奉天却都松动了。
1894年，1905年奉天的甲午、日俄战争刺激了所有的精英。
1871年，日本明治维新的剃发易服令后，接连打败大清、沙俄。
要知道，20年前日本同样受辱列强，甚至不如大清。
上下学日本，奉天不光是地利之便，更有榻侧芒刺：日本一直觊觎着东北。
光绪三十二年(1906)，赵尔巽牧奉省，当年公派留日学生70人。
该年，奉天自费留日“学速成警监、法政者多至二百余人。”
留学日本也很便宜，无需签证20两银子就搞定。
几乎一夜之间，西装、日式学生装等出现在沈阳街头。
当然，这也是因为沈阳城市日本商人、浪人、学生的不断增多。
1907年5月，奉天女子师范学堂派21名女子赴日读师范科。
1912年前十年间，奉天留日生达400余人。
这是沈阳撒下的易服种子！
外来的一连串耻辱，激发求变求强的心愿。
1905年后，奉天改练新军、创设警察、广办学堂⋯⋯
如此，西式制服先在军服、警察及学生中被迫推开。
服装新时样一兴，老裁缝可就不好混了。
而先行开放的日本，踩上商机占居奉天市场。
日本已经接手沙俄奉天铁路附属地等权利，且不停地放大。
日商老字号高岛屋也在奉天、大连设立洋装店。
实际上，进入奉天的日本洋服商店、零售商远不止高岛屋一家，
七福屋、三越、丁字屋也陆续进驻奉天，大作呢料洋服生意。
这也拉开了日本纺织倾销奉天的序幕。
辛亥那场急风骤雨刷洗奉天人的观念，
西装正蜕掉洪水猛兽的外壳，渐变新风尚让人趋之若鹜。
奉天商业中心四平街上的“鸿盛兴”，商业转型为“大氅庄”。
大氅是清末流行的西式呢料大衣，是上层人士眼中明星服。
商号特筹备巨资从大连聘请高级技师，购买大宗呢料备制大氅。
1923年，随着急剧扩大的业务，他们又在小西门里添设分号。
20世纪20年代，传统服饰正为接洋装薰染。
西服、中山装开始成为时尚的衣着，西式衬衣、皮鞋等都特别畅销。
《奉天通志》载：“民国初年都市少年，则棉绒，呢鞋革履”。
而奉天普通县志记:“近年上流社会，多着西式洋服，概用呢制。”
而女士更多姿多彩，“袖仅及肘，裙不过膝，另加外套类男子洋服。”
这是一个新时代划过留下的服饰姿态。
市民青睐中山装、西装、洋伞、洋布、皮鞋之类，各式新式服装蓬勃正旺。
1929年，趋势汹汹奉天一地成衣店、洋服店达100家。
曾经的文化痛苦碰撞，正经历磨合驰入新程
民智不开国必积弱，可开智何其难！
剪辫易服，是前朝衣冠之治解体的一个标志。
细检史料，奉天除军、警、学制服更改，却少有大规模“易服”。
剪辫容易，易服涉及太多的资金投入。
民国奉天各阶层的收入差距是巨大的。
1928年，一般工人月薪约7元，普通警察12元，沈阳县县长210元。
由于西装面料多为进口呢绒，奉天当时一套西装得20元。
民初时规定常礼服是长袍马褂与西装革履均可的。
吊诡的是，1929年民国颁布《服制条例》，长袍马褂仍是礼服，对西装却闭口不提。
决策者摇摆不定顾虑是多重的。
19世纪欧美西装的流行，是工业革命与工商阶层诞生的结果。
1920年代后，奉天与全国一样，正篷勃着国货运动。
随着中山装的兴起，上海三友实业社将分公司开到沈阳。
三友以做纺织品起家，这次要在中山装市场打开缺口。
原价14元的中山装卖12元，原24元的西式大衣只卖20元。
从1929年1月《盛京时报》并无后续报道看，这次行动或战绩平平。
可欧风美雨毕竟打来，总会激起时尚的浪潮。
这一时期，日本所制的胶皮鞋开始在奉天各大商市流行起来。
西装大氅穿不起，皮鞋还是能买的。
就是奉天的县城凤城，“近日皮靴盛行⋯⋯又开设德华皮靴厂一所”，交易繁盛。
“鞍山铁道东三道街皮靴店所售皮鞋物美价廉般购买者络绎不绝”。
20世纪20年代的《盛京时报》整天充斥着各种各样的鞋子广告。
易服之难，许多时候并不只在文化之差异。
多数民众能否消费得起，成为制约改变的关键。
城市总需要风景，服装永远是城市最炫彩外衣。
就像1930年7月8日《盛京时报》描述奉天女士：“打阳伞，穿印度绸，着高跟皮底鞋”。
民国的风情，真是一道西洋调与民族腔融合的风景。
从沈阳诞生的旗袍，历西化改良创制惊艳世界，就是生动的例证。
百年前那场衣冠易制不同以往千年任何易服，它掀开了平等自由的穿衣吋代。
今天，女人衣橱里总少件衣服，男人衣橱却真已不备西装。
没关系，中山装、人民服也可以是国际化生活方式。
从服装意义讲，世界也是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