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賊王》裏海盜艦隊提督克里克說：“一被別人說是弱者就按捺不住，這本身說明了自己是弱者”。送給一些開展軍事變革的人，一點不爲過。
創造文明的力量往往伴隨着毀滅文明的野蠻。人類歷史發展充分證明了，沒有一個領域如同軍事領域一樣，存在意味着巨大的消耗，創新意味着巨大風險。軍事變革，往往意味着一個國家將爲其投入巨大的資源，受益者往往大於受害者。
面向未來，軍事變革究竟最需要什麼呢？
持續的變革。自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世界軍事領域興起了新軍事變革。變革是在信息技術、精確制導技術、航天技術、新能源技術、生物技術以及隱形技術的推動下發生的，本質是更新武器裝備、革新軍隊體制、創新軍事理論、刷新戰爭形態。變革改變了戰爭面貌，促使各國重新審視安全環境和戰略策略，依據客觀環境和主觀需求主動地進行戰略調整。
事實上，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已進行過三次軍事戰略調整：1992年布什政府首先提出“地區防務”戰略；1995年，克林頓政府制定了“靈活選擇和參與”戰略；1997年，又提出“塑造、反應、準備”戰略。俄、英、法、德、日等大國不甘落後，爲謀求在國際舞臺上的有利地位，紛紛進行戰略調整。發展中國家基於維護自身安全的考慮，戰略上也作出了必要凋整。
然而，隨着變革，社會裂痕呈現出指數擴大。資源能源危機、生態危機、道德危機以及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與全球性南北差距，成爲不斷增加，日益難以解決的政治議題。
觀念的革命。愛因斯坦說：“今後每個國家的對外政策必須在每個問題上要有這樣的考慮：它將引導我們走向有法律和秩序的世界，還是倒退到混亂和死亡？我們必須要意識到無法同時策劃戰爭和和平”。“科學上沒有一種防禦方法，能夠對付毀滅文明的武器。我們的防禦不是靠武器裝備，也不是靠科學，也不是進入地下，而是靠法律和秩序。
他所期望的這種法律秩序一直沒有完整構建起來，而且在這個時代，有可能不斷消融下去。從聯合國的權威性喪失，以及美國不斷的退羣毀約看的很清楚，全球化不是領頭羊的菜，他需要是現實偉大，當前利益。
1957年艾森豪威爾指出，“如果美國1953-1958年這5年的國防開支只有花費500億美元，而不是2000億美元，省下來的錢可以建造全美國的洲際公路、建造有用的水電站，建立以後10年所需要的醫院和學校，還能降低500億美元的國債。”
1995年，扎伊爾爆發致命的埃博拉病毒。同年，美國國會批准投資600億美元建造30艘攻擊潛艇，而爲美國疾病控制中心批准的預算爲360萬美元。當時，美國醫學專家認爲，爲了防止類似於埃博拉的病毒在美國流行，每年至少需要1500萬美元，基本上是1架F-22戰機的價格，1艘攻擊型潛艇價格的十分之一。
從新冠病毒的發展，看到美國政府應對疫情的做法，卻無人反思軍事變革無能爲力，只有推卸責任，栽贓陷害。
美國軍事變革是有方向的，對於世界安全持久和平，不過是權勢集團既得利益轉型在軍事上的體現，是對抗思維戰略慣性的運轉。
冷戰釋放出核妖怪，釋放出人類文明異己力量，至今仍然沒有人能夠提供降服他的思路，是因爲美國權貴階層就是妖，迫使世界各國跟隨他的腳步，跳出魔鬼的步伐。
全球協作。美國對外政策總體上是連貫的。雖然它不符合美國人民的利益，但是符合從中受益的人的利益。
退出反導條約，加快導彈防禦系統的研發部署和強化核武器的作用的政策措施表明，戰略考慮僅僅是國家人羣中極少的那一部分人。奧巴馬、特朗普操作證明了，即使有不同的觀點，但在軍事發展上，獲得絕對化的優勢地位是必須的，具有始終連貫性，讓地球上百次毀滅，他們認爲從邏輯上也是行得通。
協作是唯一的方法，可涉及矛盾因素過於繁雜，推動力量太單薄。一超多強的狀態下，無法形成強大外部壓力，難以實現統一聲音，實現統一框架。
可不管怎樣，“能夠照亮你們的未來，從過去傳承而來的歷史，如果不傳給下一個時代，就會消失——”。
人類從來不缺少精彩的思想，政客滔滔不絕的話語煽動者烏合之衆，所欠只是從共同和長遠利益出發，建立新的安全觀念和進行全球性戰略合作。
只有把利己和利他結合起來，堅定而有耐心的推動國際關係民主和法制化建設，才能給下一代人帶來更多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