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韓非綜合各派主張爲君主定製了高效統治“三件套”。 “法”用來解決君主和普通民衆的關係，“術”用來處理君主和臣僚的關係， “勢”是“法”“術”得以實現的保障。
2.法家的本質是站在統治者的角度考慮問題，所以“外儒內法”可以這樣解釋： “內法”是目標，君主的利益是一切統治行爲的出發點； “外儒”是實現的手段，目的是爲了實現“內法”。
韓非強調尊君，一切以君主利益爲依歸，其法治思想也是建立在這樣基礎之上的：君主立法，臣下執法，百姓守法。韓非以君主爲本的法治，實質上是爲了君主利益，法治不過是君主絕對權力實現的工具。當然，在韓非看來，君主與國家是沒有任何差異的，君主就是國家。
韓非不遺餘力地維護君主的權力，爲君主設想了許多駕馭臣下的方法，在中國思想史上，韓非罕見而公開地主張人性自私、自利，將畏權、逐利視爲人的一種本能。
韓非死後不久，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的皇權專制的帝國就建立了，人們很自然地會將韓非思想中的“帝王之術”視爲皇權專制的一種理論。韓非思想中確實包含了一些“帝王之術”，韓非的一些主張順應了已經形成的歷史趨勢，他爲他生活的時代提供了有益的思考。韓非的主張與諸子百家相同，只不過是在禮崩樂壞，戰國紛爭時期以自己的學識，爲當時的政治環境開出的“藥方。之後的百代皆行秦政法，秦朝的制度，使得政治行爲中有了一套客觀的用人標準，起碼在制度上不允許“中飽”階層爲了當官而攀親戚、走後門，實踐了韓非“宰相起於州部，將帥出於卒伍”的主張，這對於維持中國這樣一個廣土衆民的國家而言，是非常必要的，這在科舉制度之前的政治條件下一定程度地解決了分封制下貴族權利壟斷的問題。
近代以來，嚴復早年主張只有效法西方制度才能夠富國強兵，1907年在《政治講義》當中，他進一步認識到一個國家的制度建設，必須以國情爲基礎，必須以歷史流變爲基礎，而不能只是遵循一些西人的學說。他指出：“制無美惡，期於適時。變無遲速，要在當可”。
我們今天讀史，儘可能懷有復原歷史的態度，理解當時的歷史條件與解決方案才能夠從中受益，避免以當下的價值體系作爲衡量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