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陣子大火的電影《我的姐姐》，觀衆自備紙巾好像成了常態。
預告片中，主角張子楓演了個獨立姐姐，居然還獻出“初吻”，讓無數自稱子楓妹妹的哥哥姐姐爸爸媽媽們直呼沒想到。
電影題材也圍繞中國家庭的痛點之一：二胎家庭、重男輕女。開篇就是晴天霹靂：父母車禍去世，姐姐不得不面臨撫養弟弟的人生問題。
是爽劇大女主，還是二代樊勝美，電影的結局讓人大跌眼鏡。
01.
張子楓飾演的姐姐安然，懷揣着成爲醫生的夢想，卻從小受到父母的冷落。父母覺得女孩不用多讀書，希望她早點賺錢養家，甚至偷偷替她更改了志願。醫生夢碎的安然，被迫在醫院當一個實習護士。
爲了生兒子，父母讓安然假裝殘疾，以換取生育指標。因爲穿裙子會暴露並非殘疾，安然會由此遭遇父母的打罵。
諸如此類的事情，對安然已經是家常便飯。
家庭生活裏，安然的一切都屬於弟弟。父母車禍離世之後，他們的手機裏，也沒有發現一張安然的照片。
更弔詭的是，就在安然終於成人，能夠擺脫家庭的桎梏，打算考研去北京追逐夢想時，父母的離世讓她面臨新的抉擇：要不要照顧弟弟？
整部電影的前半段非常壓抑，張子楓男孩般的短髮和異常成熟冷漠的表情，在鏡頭的渲染下，把一個渴望斬斷和原生家庭所有關聯的姐姐表現得淋漓盡致。
但隨着電影的推進，親人間複雜又糾結的情感，又把輕易建立的恨意和冷漠打碎，重新構建起痛苦、掙扎也溫暖的人間真實。
一邊是做了20年獨生女兒，卻從未被正眼瞧過的姐姐。另一邊是小了20歲，飽受父母寵愛的弟弟。姐姐對弟弟心懷厭惡，並不難理解。
在養與不養的難題面前，養，是放棄大好未來，被“拖油瓶”束縛未來人生的可能性。不養，是周遭和社會基於倫理道德的譴責。
好不容易快爬出家庭泥潭的姐姐，重新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左右爲難。
這時，另一個姐姐——姑媽出現了。她把所有情感推向關鍵的轉折點。
02.
考上師範大學俄語系，打算出國，卻因爲弟弟生孩子被媽媽叫回來，替弟弟帶孩子。
姑媽這個和安然命運相似的女人，在自己那個時代選擇了逆來順受，迎合所有人的期待，把全部的自我奉獻給弟弟，從沒有爲自己而活。
姑媽的話是：“我是個姐姐，從生下來那天就是，一直都是。”
一句看似平淡的回答，道盡一生的無奈、自嘲和苦楚。
“長姐如母”的觀念，自打姑媽6歲那年撞見父母偷偷給弟弟切西瓜時，就根深蒂固地長在她腦海中。
從此，姐姐的身份就像櫃子上套娃，一套就是一輩子。
電影裏最讓人動容的部分，莫過於姑媽對着套娃說的幾句俄語：“你好”“謝謝”“再見”，濃縮了埋葬夢想的過往，也包含一丁點對過去的釋懷。
在和自己軌跡相似的安然身上，她看到了“姐姐”的另一種可能。
兩個姐姐，在不同時代裏的同一類人，用眼淚和爭吵表達對重男輕女思想的厭惡，把這個鑲嵌在無數家庭和思想裏的社會根結，牽扯出來。
“我的人生不只有你一個人啊。”
安然反覆強調和堅持的東西背後，站着當下更主流的聲音：性別平等，獨立爲人，自我是第一位的。
首先是一個人，其次纔是一個姐姐。
沒有人註定要成爲別人生命的附屬品。套娃也不是非要裝進同一個套子裏。
03.
與放棄弟弟、轉手賣房，過上屬於自己人生的原型人物對比，電影中的安然抱着弟弟哭泣。這在大多數人看來，是放棄夢想選擇妥協，與整部電影渲染的獨立自主的基調截然相反，也成爲電影最大的爭議。
或許是出於對“扶弟魔”的厭惡心理，多數觀衆都渴望截然相反的結局。
但現實生活往往沒有爽文。
安然分手之後，裹着爸爸的皮大衣站在樓頂。那一刻的她，渴望被家庭陪伴，渴望被愛與關注包圍。
個人追求和親情血緣之間，從來不是簡單的二選一。
在充滿疼痛的家庭關係中長大的孩子，對情感的需求往往更爲迫切。
也許，當我們放棄冷眼旁觀的立場，將心比心地代入安然的人生，嘗試着去理解一下她，就會發現，無論是帶着弟弟去北京還是放棄考研留下來，這種低頭裏固然有妥協，但也有微妙的感情在。
就像灰暗裏有種子，封閉裏有光亮，很難非黑即白，無法一刀兩斷。
重男輕女的相關話題總是令人壓抑，催人憤怒。爲了迎合政治正確，太多影視作品旗幟鮮明地凸顯女性地位，打造“獨立女性”的形象。
這沒有錯。
但《我的姐姐》沒有急着站隊批判。它呈現了更具體也更復雜的面向。
電影沒有歌頌姐姐們有多偉大，也並不鼓勵爲家庭犧牲個人前途的行爲。它用姑姑和安然這兩個身處不同時代的“中國式姐姐”的形象，來表達女性在傳統和前沿之間的沉淪與救贖。
導演殷若昕說：“女性在當代會面臨各種各樣的困境，當倫理的困境和自我需索的困境撞擊在一起的時候，我麼要提供一種怎樣的思考給這些家庭、給父母、給這些孩子、給這些結成兄弟姐妹的人，這是最初的那份初心。”
或許，拋出問題，未必要給答案。
當電影把觀衆主觀上因爲害怕和憤怒而感到排斥的內容展現出來，比起看人挑擔的斥責與指點，我們更應該想想，是不是也有一種可能叫做，無論當事人如何選擇，都應該得到充分的理解甚至支持。
沒有人能替他人過一生。現實往往比電影更復雜，也更令人悲傷。
好在，萬物皆有裂痕，因爲那是光照進來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