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

文‖李之遥


张爱玲的作品,不是每一部都看过,但看过的每一部都在脑海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象。

说她的作品前,不得不说一说她这个人的传奇人生。


一、人生


她出身于显贵之家,曾外祖父是李鸿章,祖父是张佩纶,但到了她这一代,家族已经没落。父亲是遗少型的少爷,会诗词歌赋,却嗜好吸食鸦片,逛窑子养姨太太,挥霍家产。母亲裹过小脚,在婚后选择出国留学,很新式。作为父母,他们都是不尽职的,一个心情变化无常又专断粗暴,一个冷淡疏离又要求严苛,他们给张爱玲心灵带来的伤害远远超出了那一丁点的爱以及一些好的影响。俩人最终协议离婚。早年随父亲生活更是受到诸多伤害,后母的冷眼与嘲弄使她时刻处在警惕与防备的状态。


张爱玲幼年上过私塾,中学则就读于圣玛丽亚女校。她身处新旧交替的时代,在大陆生活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上海公共租借的地面上度过的,这地方兼有外国文化与本地文化,封建遗留的古老文化与新文化,各种文化相互碰撞冲击,充斥着动荡与不确定性。


她有过两段婚姻,一是与大她十五岁的胡兰成,二是与大她二十九岁已入花甲之年的赖雅。


23岁遇到比她大十五岁的胡兰成,与其写婚书以定终身,婚后一直揹负着嫁给汉奸的骂名,然而胡兰成未能坚守和她之间的那份岁月静好。张爱玲说:“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喜欢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纵使这样子放低了姿态却也无法全然拴住一个男人的心。这段破碎的爱情虽令她心痛,但她早就懂得了人性。她写过:“也许每一个男人全都有过这样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黏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张爱玲三十六岁与赖雅结婚,赖雅死后她住在美国一隅,一概不见人,时刻小心提防,晚景颇为凄凉。


二、作品


她少年成名,早熟早慧,洞察人情冷暖,深知世态炎凉,敏感而又孤高自傲,早就怀有沧桑之感。她的作品深刻,字句惊艳,又往往饱含无奈与苍凉。她的作品与她早年经历,尤其是封建家庭生活的经历密切相关,亦与时代相关。


她笔下的作品大多是悲剧,个人的悲剧往往牵连造成多人的悲剧。《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就是一个典型,她因自己婚姻不幸便想方设法不让自己的一双儿女拥有幸福。即使是以团圆为结局的故事也掺杂了很多现实生活的无奈。


她总是描写人性的扭曲与异化,《金锁记》是这样,《半生缘》也是这样。犹记得当初看《半生缘》,故事前半部分呈现的美好与后半部分的极度残酷形成强烈反差,让人不忍卒读,连一呼一吸也沾染了从作品看来的冰冷寒意,终究是看完了却再不愿看第二遍。虽然残酷,但她写的是极好极好的。


她的很多短篇像极了一首又一首有着苍凉曲调的歌曲,有种时空交错的感觉,有时仿佛处在半梦半醒之间。电车叮玲玲玲玲玲,胡琴咿咿呀呀地响起来了,这么些个故事也就有了开端。以声音开端又或以声音结尾,仿佛人生就在这歌声中跌宕着婉转曲折。


她有着敏锐的观察力,画面的色彩非常丰富。


如:“天就快亮了。那扁扁的下弦月,低一点,低一点,大一点,像赤金的脸盆,沉了下去。天是森冷的蟹壳青,天底下黑漆漆的只有些矮楼房,因此一望望得很远。地平线上的晓色,一层绿、一层黄、又一层红,如同切开的西瓜──是太阳要上来了。”


又如:“那整个的房间像暗黄的画框,镶着窗子里一幅大画。那澎湃的海涛,直溅到窗帘上,把帘子的边缘都染蓝了。”


她善于想象与联想,写出来的比喻普通人八百辈子也写不出来。


如:“背后是空旷的蓝绿色的天,蓝得一点渣子也没有——有是有的,沉淀在底下,黑漆漆、亮闪闪、烟烘烘、闹嚷嚷的一片——那就是上海。”


又如:“他身材矮小,爆眼睛,短短的脸,头皮剃得青青的。头的式样好像是打扁了的;没有下颏,也仿佛是出于自卫,免得被人一拳打在下巴上致命的。”


再如:“在大太阳底下,电车轨道像两条光莹莹的,水里钻出来的曲蟮,抽长了,又缩短了;抽长了,又缩短了,就这么样往前移——柔滑的,老长老长的曲蟮,没有完,没有完……开电车的人眼睛钉住了这两条蠕蠕的车轨,然而他不发疯。”


张爱玲说她更爱苍凉,大概苍凉就是她篇章的底色,也是她人生的底色。她的描写细致入微,人物刻画惟妙惟肖,画面丰富多彩,联想与比喻令人啧啧称奇,她像画家那样将一幅画面细细地付诸笔端,她像心理学家那样把人性剖析得彻彻底底。人间,不会再有第二个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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