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布里希到英国后，开始负责整理瓦尔堡的遗稿，需要辨识大量不甚清楚的字迹。战后，贡布里希发现将这些论文完全整理完并出版不太可能，因为内容太过零碎。于是他决定以这些资料为基础，写一本瓦尔堡的思想传记。
1937 年，由于瓦尔堡研究院没有地方，贡布里希开始在考陶尔德研究院教艺术史，讲瓦萨里、波提切利等人，同时与库尔茨编写一本关于图像志的书（最后也没出版）。
在研究院搬家时，贡布里希还秀了一波他的文学才能。当时研究院需要书架放书，但主管的文官并不热情，没有答复他们的申请。贡布里希发现这位文官是研究中世纪拉丁诗歌的学者，于是写了一首拉丁文的诗，打动了他。如此大家才得以搬运书架，让研究院的书有去处。
1938 年，德国吞并奥地利，纳粹对犹太人步步紧逼，贡布里希的父母也只得移民到英国。由于战争爆发，他们全家搬到伯恩茅斯，贡布里希已然无事可做。好在克里斯帮忙推荐了一个工作：去 BBC 进行敌台监听，以获取有用的情报。
最终希特勒的死讯就是通过贡布里希传递给丘吉尔的，他在德国的电台里听到布鲁克纳的交响乐，而这一段正好是为悼念瓦格纳而作，由此推断希特勒很可能已死。这几年大量的翻译工作让贡布里希对语言知觉的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电台里希特勒、戈培尔煽动人心的舆论宣传也激发了他的研究热情，后来贡布里希还专门为此写了论文。
战争期间，费顿出版社的霍洛维茨博士找到贡布里希，想让他写点东西，以便应对出版社当时的稿源匮乏。贡布里希正好着手要写一本给青年看的艺术史。霍洛维茨给他 16 岁的女儿看了一部分初稿后，直呼牛逼，便预付了 50 英镑稿费，希望贡布里希赶紧写完。而贡布里希在不断被催稿的过程中打了退堂鼓，想退还这 50 英镑，不干了！而霍洛维茨表示：「我不想要你的 50 英镑，我要你的稿子！」
经过若干轮拖延，贡布里希甚至找人来帮他打字（他自己口述），终于在战后的 1950 年，这本书得以出版，这就是风靡全球的《艺术的故事》。此书一出，大受欢迎，贡布里希的人生完全被改变了。他被推荐为牛津大学的斯莱德美术教授，这是拉斯金曾经担任过的教授席位，从此不再担心研究艺术史无法谋生。贡布里希还经常被邀请去美国讲学，和许多学界大佬谈笑风生。这也成了他所谓的「双重生活」：很多人知道他写了《艺术的故事》，但不知道他还是个颇有建树的严肃学者；而他的同僚读过他的很多论文，但未必看过《艺术的故事》。
1959 年，贡布里希成为瓦尔堡研究院的院长，开始做一些行政管理工作，这些事务很繁杂，但给不同学者牵线搭桥的工作让他很满足。其他时间，贡布里希都在各处做讲座，这些内容最后都编成了书，如《艺术与错觉》《秩序感》《理想与偶像》等等。
刚去英国的时候，贡布里希认识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卡尔·波普尔。波普尔对科学哲学的研究我们今天都很熟悉，如科学的可证伪性。这些对贡布里希的艺术史理论影响很大，他将可证伪性、试错法、情境逻辑运用到艺术家对图像的制作与匹配上，解决了艺术何以有一部历史的问题，这也正是《艺术的故事》背后潜藏的理论。他俩在生活与学术中都是一生的挚友，最终都活了 92 岁。
贡布里希与另一位很有名的艺术史家潘诺夫斯基私交也不错。潘诺夫斯基早年和瓦尔堡研究院关系紧密，但贡布里希在理论上与其差异颇大，尤其是关于艺术与反映时代精神的看法。潘诺夫斯基认为可以像界定动物种类一样界定历史时期：「猫不同于狗，是由于它结合了诸如具有能伸缩的爪子和不能游泳等特征，这些特征合起来界定了与 genus Canis（狗类）相对立的 genus Felis（猫类）......如果谁为了方便起见而决定把这些特征的总和称为猫性（cathod）和狗性（doghood），这样做只会伤害英语语言而不会伤害方法。」
而贡布里希有一天在报纸上看到了一篇说猫能游泳的文章，于是剪下来寄给了反驳潘诺夫斯基的另一位朋友。在贡布里希眼中，时代精神并不真实存在，就像猫性难以概括一样。艺术终究是多样的，而推动它前行的永远是作为个人的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