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鼎新這本書從社會學角度切入歷史研究，提供了一個分析中國傳統政治模式的框架。他也提到這只是一個大綱，尚需更多論證來完善。無論如何，這種大歷史的分析還是能給人以啓發的。
作者的問題意識在於如何解釋中國帝制時代的政治特點：文化的穩定延續性、國家權力壓倒一切、早熟的官僚制。他將其概括爲儒法帝國，即在西漢時期逐漸形成的一種以帝國儒學思想作爲官方統治意識形態和合法性基礎，同時運用法家手段對國家進行實質性管理的國家模式。而這種模式的成型要追溯到東周時期。在這一時期，西周自上而下的封建制導致了諸侯列國之間頻繁的局部性非摧毀性戰爭，這樣的戰爭在瓦解封建制的同時，將整個社會帶入一種效率導向型行爲之中，也就是工具理性的發展。由於這一時期中國社會的其他社會力量發展薄弱，社會的多元化程度很低（比如與封建時期的歐洲和古希臘相比），由戰爭而催生的軍事權力、意識形態權力和經濟權力的發展最終均爲國家所控制，形成了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國家。
在這裏，戰爭是重要因素，但整個社會環境也有很大影響。歐洲的封建制是自下而上形成的，加上世俗權力與宗教權力的抗衡，社會中有很多權力真空可被利用。於是建立在商業之上的市民階層在戰爭中就成了重要的力量。而西周的封建制源於頂層設計，戰國的諸子百家源頭也來自西周的王官學傳統，思想資源相對單一，因此不存在可以和國家抗衡的社會力量。國君只要把貴族打壓下去就可以大權在握。
作者將東周分爲了三個時期，用以闡述這中間的細微變化。
霸主期（公元前770—前546年）：
諸侯勢力興起，大國爲掠奪和爭霸而進行一系列戰爭。尤其是地處中原之外（具有地緣優勢）的齊、楚、晉、秦，率先擺脫了宗法制的束縛，出現了效率驅動型行爲和文化。許多國家的卿大夫勢力也因戰爭中獲得新領土而崛起，諸侯國君與世卿貴族之間的衝突日益加劇導致了包括霸主體制在內的整個封建政治制度的危機。
轉型期（公元前546—前419年）：
以晉楚弭兵爲標誌，霸主政治退出歷史舞臺。封建危機深化，弭兵後三家分晉，各國權力也大都旁落世卿貴族。在已有雛形的官僚制繼續發展的過程中，這些獲得權力的世卿深知自己權力的來源，爲了防止類似的事情發生，相繼進行變法改革以集中權力，但此時還沒有形成系統的意識形態。與此同時，官學隨封建制而衰落，私學開始發展，爲遊士崛起打下基礎。土地私有化、成文法、選賢任能開始出現，戰爭規模開始變大，水利工程和工商業也開始大發展。
全民戰爭期（公元前419—前221年）：
始於魏國李悝變法，魏國強大後開始四面出擊。這一時期戰爭的特點是時間長、資源多、人口大量捲入、領土擴張取代霸主爭奪。因而稱之爲全民戰爭。從三晉開始，法家改革逐漸席捲各國，改革目標並不在於對個別的社會結構和政策進行調整，而是試圖創建一個能夠最大限度地增強國家財政稅收和軍事力量的全權國家，以使國家能夠在贏家通喫的戰爭局面中立足。此時爲了強國，商業也有所發展（尤其在齊國），出現了商賈階層和大型商業城市（成周、定陶）。但因爲商業大發展出現在國家權力集中之後，商人無法獨立形成社會力量，需要依附於國家權力。全民戰爭只需要農民，而不需要商人，這與歐洲曾有過的僱傭軍戰爭大相徑庭。
最終秦國統一天下，除了變法深度的因素外，地緣的優勢也不可或缺。當時也並不存在普遍的大一統觀念，最後的統一毋寧說是封建危機結束後（封建制度對戰爭實際上有所掣肘），兼併戰爭、擴張領土的必然結果。
全書的核心就在於中央集權官僚制的形成因素，而被改造的儒學成爲帝國意識形態並主宰中國隨後兩千年曆史的論述則篇幅相對較小，也缺乏細緻的分析（順便還提到了資本主義爲何沒有出現在中國的大問題）。雖然書中的一些量化分析有點強行和不夠嚴謹，但這個框架還是值得細化研究的。由此看來，法家體系的形成可以繼續溯源到西周封建制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