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城公主，初封衡山公主，生於貞觀八年，是唐太宗與長孫皇后七名兒女中最年幼的那顆掌上明珠。
作爲新城公主的第一任駙馬，長孫詮的記載不算很多，主要見載於《舊唐書·外戚傳》。不過論起長孫詮的家世，那是相當的華麗。
長孫詮即西魏上黨王長孫稚的玄孫，北周上黨郡公長孫紹遠的曾孫，隋朝薛國公長孫覽的孫子，唐朝樂壽縣公長孫操的嫡子。
如果單從輩分上來說，長孫詮還是長孫皇后的堂弟——二人擁有同一個高祖長孫稚。只不過長孫皇后的曾祖父是長孫子裕，即長孫稚與前妻張氏的兒子；長孫詮的曾祖父長孫紹遠，則是長孫稚與後妻羅氏的兒子，同時也是繼承長孫稚爵位者。
由於曾祖輩實爲異母兄弟，再加上彼此生母又是情敵關係，這兩支的關係很難說有多親近。不過入唐後，因爲長孫皇后的關係，整個長孫家族無論關係親疏，在唐朝的地位都非同一般，深得唐太宗的看重，就連長孫操這個長孫皇后的堂叔也因此沾了光。
武德年間，長孫操被任命爲陝東道行臺金部郎中。要知道這個時期的陝東道行臺尚書令不是別人，正是當時的秦王、日後的唐太宗李世民。且金部郎中“掌判天下庫藏錢帛出納之事”，可謂是個肥缺，如果唐太宗不信任長孫操，又怎麼會將如此重要的職位交給他呢？
長孫操也沒有辜負這份厚待，在出任地方官的時候頗有政績，唐太宗即位後又授予了金紫光祿大夫的正三品散官，以及從二品的樂壽縣公一爵。
貞觀二十三年二月六日，唐太宗將新城公主正式許配給長孫操的嫡子長孫詮。值得一提的是，二月六日正是長孫皇后的生日，所以唐太宗選在這一天許婚可以說是別有深意——安排好自己和妻子最小的孩子的婚事，以慰妻子在天之靈。
只不過遺憾的是，儘管唐太宗已經察覺到自己時日無多，想在生前看到寶貝女兒出嫁，但是公主出降儀式極爲繁瑣，光是出嫁之前就需要準備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等環節，所以直到三個月後唐太宗駕崩，新城公主的婚禮仍未能準備好。
好在唐高宗立即接手了妹妹的婚事，並對此十分上心。等永徽元年正月一除服，唐高宗就立即下詔有司爲公主準備秋天的婚禮。
原本唐高宗設想得很美好，大臣們也都覺得既然已除服，確實可以繼續舉行婚禮了。誰知半路殺出了個于志寧，堅持認爲即便喪服已除，也必須遵守心喪三年的傳統規矩。
于志寧顯然佔據了道德高地，尤其是“心喪之內，方覆成婚，非唯違於禮經，亦是人情不可”一句話說得很重。言下之意就是如果唐高宗堅持讓妹妹現在就成婚，那麼就不僅是違反了禮法，更是違背了人倫情理。
在這樣的情況下，唐高宗除了承認于志寧說得對、說得有道理外，也沒其他辦法，只得偃旗息鼓，讓妹妹守完三年的心喪。
等到永徽三年五月二十三日，距離所謂的心喪還差三天才滿的時候，唐高宗就迫不及待地下詔將妹妹從衡山公主改封爲新城公主，並增邑5000戶，以此作爲妹妹的新婚賀禮。
按照唐制，增邑5000戶即按虛封和實封10：1的比例來換算，就是增加了實封500戶。
這樣的手筆可以說是很大了，因爲看看同樣由公主進封長公主的其他姐妹們，蘭陵公主等人增加了50戶實封，臨川公主一戶實封都沒有增加。俗話說得好，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啊！唐高宗對待同母姐妹的態度深得父親唐太宗的真傳，偏心都偏得如出一轍。
新城公主正式下嫁長孫詮後，開始了一段新的人生。
由於史書、墓誌均未記載這對夫妻之間的關係到底如何，現代人只能根據新城公主墓誌上的隻言片語進行推斷，認爲她與第一任駙馬長孫詮之間感情不錯，理由就是顯慶四年長孫詮被殺後，新城公主拒絕梳妝打扮以示對哥哥不滿。
這種說法固然有些道理，只是別忘了，墓誌貼金可是古人的拿手好戲。
尤其是新城公主明明後來再婚了，卻因爲第二任駙馬韋正矩被唐高宗殺了且還沒平反，墓誌上顯然不適合提也不能提。在這樣的情況下，墓誌上能大談特談的，自然只有公主的第一次婚姻了。
再加上長孫詮已經故去，墓誌上能做的就是將公主包裝成一個爲先夫守節，表現得十分貞烈的女子形象。而這種貞潔烈婦的形象在墓誌上比比皆是，最典型的莫過於楊無量壽。
楊無量壽嫁給江王李元祥第五子李炅爲妻，不幸碰上武后臨朝，李唐宗室子弟比較有能力的都被流放、被殺了，楊無量壽也因此與丈夫李炅離婚，改嫁胡氏。
當然了，古代女子提倡從一而終，所以墓誌上怎麼可以直接說楊無量壽是自願改嫁的呢？於是人家說了：不是我不想守節，正所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怎麼能違抗長輩的命令呢？於是楊無量壽一邊說自己被迫改嫁後就此纏綿病榻一病不起，一邊又和新老公順順利利地把兒子生了，然後活到65歲壽終正寢。
所以墓誌上的這些“烈婦”們，到底是真的貞烈，還是隻存在於墓誌上的貞烈，某種程度上除了自由心證，現代人還真的沒辦法考證得那麼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新城公主與長孫詮的這段婚姻同樣如此。如果沒有其他證據，只有公主墓誌上的記載，想要憑藉這一面之詞就斷言新城公主對長孫詮有多一往情深，難度着實有點高。
那麼，當真沒有辦法進一步瞭解新城公主與長孫詮之間的感情嗎？
其實是有的，而且近在咫尺。
事實上唐太宗、唐高宗年間，不乏駙馬被貶、被流放的事情，而眼看着丈夫失勢，各位公主的反應也大不一樣。
比如貞觀十七年皇太子李承乾謀反事泄，南平公主的駙馬王敬直因爲與其結交而流放嶺南，南平立即與王敬直斷絕夫妻關係，改嫁給劉玄意。
比如永徽四年，九江公主的駙馬執失思力因爲涉嫌與房遺愛來往而流放巂州，九江主動請求削去自己的封邑，只爲了跟隨丈夫一同前往流放之地。
從南平公主與九江公主不同的選擇就可以看出來，兩位公主對丈夫的感情深淺是不一樣的，所以一個選擇果斷離婚，一個選擇執意追隨。尤爲值得一提的是，這兩個活生生的例子都發生在新城公主之前，也就是說，南平與九江的舉動，新城公主都是看在眼裏的。
那麼新城公主面對丈夫長孫詮的流放，又是做了什麼選擇呢？
什麼都沒做，既沒有主動離婚，也沒有跟着離開。
這樣的做法就很值得玩味了。畢竟如果和駙馬離婚，那麼就很容易看出來公主與駙馬沒什麼感情；如果追隨駙馬一起流放，那麼顯而易見，公主與駙馬的感情相當深厚。
然而新城公主什麼都沒有做——如果她對長孫詮的感情當真如墓誌所記載的那樣堪稱夫妻情深，那麼她又是爲什麼沒像九江公主那樣，選擇追隨駙馬而去呢？
所以新城公主對長孫詮的感情是否當真如墓誌渲染得那般可歌可泣，是需要打個大大的問號的。
平心而論，新城公主對長孫詮並非沒有感情，否則長孫詮失勢，她完全可以選擇跟丈夫撇清關係，但她並沒有這麼做。
只不過要說新城公主對長孫詮有多麼情深似海，倒也不見得，畢竟九江公主的事例近在眼前，新城公主真有心效仿，也並非什麼難事。更何況新城公主若是當真追隨丈夫而去，唐高宗日後對長孫詮痛下殺手時，想必也要好好重新掂量一番了。
而這也就引出了下一個問題：長孫詮是怎麼死的呢？
其實《舊唐書·外戚列傳》中已經記載得很清楚了：
（長孫）詮官至尚書奉御。詮即侍中韓瑗妻弟也。及瑗得罪，事連於詮，減死配流巂州。詮至流所，縣令希旨杖殺之。
許敬宗懼其作難，誣與詮及無忌同反。
表面上看，長孫詮倒黴是因爲被姐夫韓瑗、堂兄長孫無忌連累了，但實際上大家都心知肚明，作爲長孫家族青壯年中的一員，長孫詮就算早早與親戚們撇清關係也不可能獨善其身的。
這種覺悟，連長孫詮一個摸不到朝政核心的閒散駙馬都一清二楚，更何況長孫無忌本人。所以顯慶四年許敬宗等人誣告自己意圖謀反，而外甥唐高宗竟然連審問的流程都懶得走，直接定罪，面對此情此景，長孫無忌十分沉默，連一句辯解都沒有。
於是某些磚家口中權傾人主、將唐太宗當作傀儡的長孫無忌，居然就這麼被唐高宗和許敬宗的兩句話給弄死了。所謂的權臣要是這麼輕輕鬆鬆就能整下臺，漢宣帝、康熙大帝早就哭死在廁所裏了。
至於長孫無忌本人，直到被迫自盡的那一天，都不曾試圖爲自己洗刷過冤屈，甚至連一句遺言都沒留，這是爲什麼呢？
因爲從接過託孤輔政的重任那一天起，長孫無忌就知道這一刻終會來臨。唐太宗也預料了這個大舅子在不久的將來會面臨什麼，因此臨終前當着兒子的面，反覆囑託褚遂良，一定要保護好長孫無忌，一定不要讓人誣陷長孫無忌。這番話與其說是在叮囑褚遂良一個沒有決定權的臣子，倒不如說是在暗示皇太子李治：你舅舅不容易，千萬別對他下手！
然而“一朝天子一朝臣”，是亙古不變的真理。長孫無忌也深知“宰相下獄，焉有更全之理”。眼見唐高宗表現得如此明顯，擺明了不給任何伸冤的機會，就是一心要整人，長孫無忌就算找機會爲自己申辯又有什麼用？所以還不如不說，給自己，給皇帝外甥，都留個體面。
當然了，對於唐高宗來說，母族長孫無忌這些人是外戚，要收拾，妻族武氏這些人同樣是外戚，一樣在劫難逃。
於是大家便看到了這樣一個有趣的現象：對於外戚中活着的能人或正值壯年的人，唐高宗毫不留情，但對於外戚中已經逝世的長輩，則是頗爲大方。
所以唐高宗可以追復長孫無忌的官爵，將他陪葬昭陵，並恢復齊獻公長孫晟的祭祀；對武家也同樣如此，唐高宗可以給予武家死去的長輩優厚的待遇，追封個郡王、王妃不在話下。而武家那些正當壯年的兄弟和侄子們被貶、被流放後是生是死，那就任由他們全靠“天意”了。
最典型的莫過於武思元。武昭儀這邊剛坐上皇后之位，她這位堂兄就立馬被唐高宗連貶兩次，最後客死他鄉。直到武后熬成武太后，臨朝稱制了，這纔有機會追贈褒贈一下這位被自己連累的堂兄。
對於新城公主而言，從長孫詮被流放的那一刻起，她的婚姻實質上就已經宣告結束了。長孫詮被殺，不過是給這段婚姻畫上了一個形式上的句號。
長孫詮具體死於顯慶四年何時不詳，不過這已經不重要了，因爲他和新城公主歷時七年的婚姻就此匆匆收場。而新城公主，也即將迎來人生中的第二段婚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