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寫晚明史”系列不太好讀，五本書加起來二百多萬字。當然，長不是問題。同樣寫明史，《明朝那些事兒》也不短，好讀得很。
作者樊樹志老先生治學嚴謹，大量引用史料原文。不但如此，作者做結論也很謹慎，經常把不同觀點史料放在那兒，讀者自己琢磨吧。這倒也是，幾百年前的事，誰能說得清楚到底咋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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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個例子，看過《碧血劍》的都知道，李自成手下有個大將李巖，人稱“李公子”。這人在農民軍中是個獨特存在，文武全才、人品還好。大順軍進北京，全腐化了，只有他保持清醒。別人都變了，就你不變，格格不入可不行，於是就被闖王賜死了。
金老這麼寫，是拿李巖-李自成這對關係對應袁崇煥-崇禎的君臣關係。
顧誠先生在《明末農民戰爭史》裏認爲李巖這個人屬子虛烏有，所謂“李公子”云云就是民間稱呼李自成的。
樊老先生則認爲，顧先生太武斷了，明明很多史書上都記錄了李巖，怎麼能說沒這個人呢？
就這麼個大家耳熟能詳的事，成了懸案。到底有沒有呢，大家自己判斷吧。我傾向於顧先生的觀點，沒有。
爲啥呢？這個人太像小說裏的人物了，集中了所有優點，還是冤死的，特別符合傳統文學裏的忠臣形象，結合生平經歷看，像是硬生生被嵌進大順軍集團的。
清朝爲證明自己的合法性，對明朝而言極力宣傳袁崇煥被冤殺，對大順而言極力宣傳李巖被冤殺，證明崇禎和李自成都是亡國之君。這個邏輯倒和金老一樣。
這樣的問題其實很多，比如農民軍到底開過滎陽四十八家大會沒有，有沒有車廂峽這個地方，大順軍進北京拷贓得了多少錢，甚至大順軍到底腐化了沒有，張獻忠屠川了沒有？
這麼多問題搞不清楚，歷史的意義是什麼？
樊先生寫這套書就是要解答寫歷史的意義。他在後記裏提到：宏大敘事是歷史研究的一種手段……宏大敘事與碎片化研究，都有存在的理由。但是……不能用碎片化取代宏大敘事……我想用《重寫晚明史》，向宏大敘事的歷史研究致敬。
談宏觀，對業餘愛好者來說足夠了。就像看高手過招，我們怎麼能像王語嫣一樣喊出來蕭峯的每一招，只要看到蕭峯拎着慕容復脖領子把他扔出去、知道武功誰高誰低就行了。
2
那麼，從大歷史的角度看，歷史到底是不是羣衆寫的？
也是，也不是。
一個政權，人心喪盡，自然要翻車。明末，農民起義蜂起，豈獨一個李自成，豈獨一個張獻忠？
朝廷面對的是死局，且不說與滿洲和農民軍兩線作戰，就說剿農民軍一事。要剿就要派兵、徵兵，派兵、徵兵就要籌款，籌款就要加稅，所以就有練餉、剿餉（加上遼餉就是“三餉”），加餉自然就有更多人造反。於是，死循環。
但得天下的也不一定得民心。
李自成進京，算是得了天下，得了天下民心嗎？滿清入關，肯定是得了天下，得了什麼民心？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得什麼民心？
所以，歷史是勝利者寫的、是勝利者中的英雄人物寫的。
勝利者和英雄人物是1，羣衆是0。只有1沒啥用，但沒有1、再多0也沒用。有了1，0可以變成倍增器、放大器。
歷史可以創造英雄，羣衆也可以創造歷史，但沒有英雄的羣衆創造不了歷史。
3
接下來的問題是，人和制度哪個重要？
少年時，我當然認爲人重要。受小說、評書、戲文、故事影響，覺得那些叱吒風雲的英雄們是歷史變化的主因。
後來有很長一段時間，覺得制度更重要。好制度可以不讓人辦壞事，壞制度卻會讓好人變壞。
再後來，又覺得還是人重要。制度是人制訂出來的，有了制度，人不遵守有啥用？執行制度的人是弱雞有啥用？同樣的人，在不同制度下表現不同；同樣的制度，由不同的人來幹也會不同。
比如說內閣，制度還是那個制度，皇帝不同、首輔不同，結果大不同。
明太祖是強人，啥事都可以自己幹，也都想自己幹，不需要宰相。胡惟庸、李善長，通通幹掉。
明成祖也是強人，但沒老子那麼強，就搞了個內閣，找幾個人當祕書顧問。
再往後，仁宗、宣宗就不算強了，所以更倚重內閣。內閣大學士其實才五品，放今天就是正廳級幹部，但慢慢變成決策者了。
到明中葉後，內閣首輔權重，就成了實際上的宰相。嚴嵩、張居正都是一時權相。
從制度上說，這種變化合理，後世兒孫有幾個像朱元璋那樣親歷親爲、事事明白，不靠內閣靠誰？但同樣明中葉後，大量內閣首輔也沒什麼作爲。
所以，也不全是制度的問題，個人在制度之下的作用極其巨大。
4
個人作用巨大，那明末之局，如果換個人，能不能解決？
歷史不能假設，但我看多半換人也不行，雖然人比制度強，但制度約束人，形勢比人和制度都強。
明末，滿洲和農民軍同時興起，內憂外患一起爆發，換成朱元璋、朱棣來，也未必解決得了。再加上天啓當政七年完全亂七八糟，任由魏忠賢、客氏亂政，沒在禍初起時認真應對，等崇禎上臺，已經不好收拾了。
從後見之明的角度看，當時有兩個辦法：一是遷都，到南京去，避開北方的鋒芒；二是和滿洲議和，集中精力對付農民軍。
但以正治正確的角度看，兩個辦法都不行。遷都，祖宗陵寢怎麼辦？議和，怎麼能向夷狄低頭？
不要說不能幹，連這個想法都不能提，一提就會被罵死，連崇禎都不敢說自己有這個主意。他授意兵部尚書陳新甲派人和滿洲議和，事情泄露，趕緊處死陳新甲。
議和、遷都，是面子問題；亡國、喪身，是裏子問題。
面子和裏子哪個重要？在生死攸關時，當然裏子重要。但有時面子就是裏子，丟了面子，就沒了合法性，等於裏子也丟了。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兩件大事，打仗是裏子，祭祀是面子，但面子排在裏子前面。
關鍵在於什麼時候面子更重，什麼時候裏子更重。
人在局中，難說。只是，過於重面子，會讓一幫動嘴皮子的人偷機得利。都知道動嘴容易、動手難，都願意動嘴，而且動嘴能站在道義制高點上，讓你一點轍沒有。
動嘴的只管反對就行了。讓他們去打滿人、打農民軍，沒戲。但他們不去啊，就在後面搖鵝毛扇。洪承疇、楊嗣昌、盧象升，都被瞎指揮害死。
所以，還是多在面子上下功夫好，既輕鬆、又得利；那些重裏子的，又得到前線打仗，又不得好死。誰幹這樣的傻事啊？
5
當然，傻事還是有人幹。
嚴嵩當權，楊繼盛彈劾嚴嵩二十四條大罪，被整死了；魏忠賢當權，楊漣、左光斗等人彈劾魏忠賢，被整死了。馬士英看史可法不順眼，排擠他去江北督師，讓清兵整死他。還好，海瑞死得早。要不然，按他的脾氣，也得被整死。
李自成進京，路上望風皆降，代州總兵周遇吉不降，被吊起來亂箭射死。清兵南下，江南各城望風皆降，江陰縣不降，被滿城屠滅。改朝換代，滿朝文武望風而降，十幾歲的夏完淳不降，還吐洪承疇一臉唾沫（吐唾沫這個不是樊先生寫的）。
一根筋的人不多，但總還是有。
有多麼傻的君子，就有多麼精的小人。
魏忠賢以前，明朝有權的宦官不少。王振、劉瑾、馮保，地位和權力都很不得了。但那時，讀書人還知道廉恥，政治家兼學者文震孟說得好：“（王）振、（劉）謹之時，小人附之者，猶視爲旁門曲徑，唯恐人知……逆賢之時，小人附之者視爲康莊大道，共知共見。凡爲正人者，爲小人所惡，即爲逆賢所仇，不必其積怨逢怒於己也，夫一人之仇有限，以衆小人之仇讎天下，而君子始滌地無類矣”。
就是說，過去走歪門邪道，還知道害臊，都得偷偷幹；到了魏忠賢時，就連臉都不要了，小人道漲、君子道消，反而成了異類。
比如，顧秉謙爲了爬上內閣首輔的高位，帶着兒子去拜見魏忠賢，獻媚道：我本來想認您爲父親，怕您不喜歡我這個白鬍子兒子，所以帶了兒子來拜您，請認他爲孫子吧。
嗯，還有個降清後主動剃髮易服的明臣孫之獬（這個是網上看來的，不是書裏寫的哈）。
楊漣在絕筆書中寫：若個個討乖趨勢，只戀功名長久，不顧朝廷安利，聖賢書中，忠義心上，終不敢許。
跟這些人說什麼聖賢、忠義，真是對牛彈琴。他們心裏只有功名長久。
同樣是人，差別怎麼這麼大？一個天上、一個地下。
6
既然君子難做，小人易爲，海瑞、楊漣們是鳳毛麟角，大家也知道書中的道理和社會現實差別很大，爲什麼要一遍遍給大家講書中的道理？講得好像世上全是君子、根本就沒有小人似的。
其實很簡單，正因爲書中道理是對的，但又不容易做，纔要一遍遍說。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僅得其下。
大家明知道世上的道理該怎麼樣，但還是做不到，那是人性的問題；但如果連道理都不說、混淆了是非，豈不是連人性都沒了？
郭靖跟楊過講俠之大者、爲國爲民，講襄陽守得住、守不住，最後不過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八個字，楊過聽進去了嗎？未必。但如果郭靖不跟楊過講，楊過日後從哪兒能想起這些話呢？
電視劇“走向共和”裏，李鴻章對幕僚說，我講十分，他們（北洋水師將領等人）能夠聽五分，實行一分，我就知足了。
書上的道理，就是十分；如果書上不講，現實中連一分都沒有。
“爲天地立心，爲生命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這是給讀書人提的，但大多數讀書人做不到。做不到沒關係，本來也不指望大多數人能做到。
就像少林七十二絕技，能練成三項以上的有幾人？有多少絕技好多年也沒人會練？沒關係，這些高大上的東西都在藏經閣供着，後世總有人練成，隔幾百年總會出一兩個絕世高手去練。
書裏的道理，就是藏經閣裏的七十二絕技。
少林寺這麼多和尚，絕大多數都不指望能練成一項半項，但誰也不敢說，七十二絕技沒有、沒用。
7
人活着，就是一口氣；讀史書，也是讀這一口氣。
（《晚明大變局》《新政與盛世》《朝廷與黨爭》《內憂與外患》《王朝的末路》，樊樹志著，中華書局，2015年8月-2019年7月第1版。）
（公號：行雲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