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以技术为支撑的新媒体早成了“大路货。”
可倒退一百多年，怕是少有人知新媒为何物？
每个时代都有那个时代的新媒体，新旧只是形式不同而已。
敢首先吃新媒体螃蟹的，一定不是一般战士。
若说奉天官衙支持，这还真吓人一跳！
1895年3月24日，日本马关春帆楼外一声枪响。
73岁的李鸿章面缠纱布登楼，他的被刺赢得了“世界舆论”。
梁启超言：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
甲午一战割地赔款曾经的蕞尔小国，清廷外交成为被抨击的靶心。
仅过十年的辽东日俄战争，东三省又面临遭日俄的瓜分。
东北危机，边疆危机，舆情哗然。兵燹生灵灾难愈发深重。
那些号称“文明国度”，与大清如同隔着鸿沟天堑，
既然错失工业革命国力的落后不可弥补，总不至于不知如何向世界发声。
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十三日，突然抽湖南巡抚赵尔巽入京。
此时，赵在湘的改革新政正风生水起。
湖南革新之所以如此红火，因赵大胆起用了“问题干部”熊希龄。
熊希龄因参与湘籍志士戊戌变法，“革职永不叙用”。
这位湘西才子25岁进士及第，少年时的东北宏论为士人盛赞。
识才惜士的赵尔巽冒死上书朝廷，将熊熊希龄纳入幕中。
熊希龄对东北局势一直有深入独到研究，
1904年，值东北危机关头，清廷广征疆吏对东北的方略，
熊希龄向赵尔巽献言东北改革内政、实业、练兵之外，更有以外交制衡日俄之策。
赵尔巽的上奏折，直击光绪皇帝的内心。
1905年6月21日，赵走马奉天任盛京将军。
自然，湘中人杰熊希龄随幕至奉。
东北方略内政、实业、练兵非一日之功，
一促而蹴可能性最高的办法，就是利用列强间矛盾“均势外交”以使其相互制衡。
其中就包括利用“新媒体”，向世界不同语言的各国“发声”。
一百多年前的大清，这似乎是个尖端的“世界课题”。
1903年，沈荩因在天津的英文《新闻报》揭露《中俄密约》，惨死于慈禧杖下。
大清话语体系与世界好像有道天然的隔膜。
熊希龄一直有主办舆论机构襄助东北外交的构想。
他虽历任奉省屯垦局总办、农工商局总办等职，实则为赵的智囊，
熊建议赵尔巽构建一个“环球通报社”。
为的是利用舆论“实施连横之计，使中国不至于孤立于世界。”
他主张的可不是办报纸这种“旧媒体”。
早期洋务派也有办报与西方舆论交锋之意图，
但是，熊感到报纸“销路不广，势力即微”。
最关键的是国内报纸自说自话，与各国就不是一个话语体系。
且报纸“万难同时遍设于各国”，“与其办报，又勿宁办通信社之为得也”。
他要办的是当时的新媒体一一通讯社。
1907年，熊希龄在上赵尔巽的一份信函中称：
“日本自变法以来，即于各国都城开设洋文杂志，政府助以津贴。”
“日俄之役，俄虽以黄祸之说煽动欧美”，
而日本即利用设在世界各地的媒体机构“反复申辩”。
熊希龄敏锐捕捉到日俄战争背后的舆论战。
熊希龄的想法，获得了赵尔巽的支持，
赵还派他赴日、推荐他参加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
在考察教育、实业等的同时，他当然要留心各国的通讯机构。
很快，他就发现了新的突破口。
地处远东的中国东三省，当时是世界瞩目的焦点。
闭塞的清廷虽因“龙兴之地”的危机，而深陷焦虑，
却不知道他们的老家被世人称为“远东巴尔干”。
关注即是舆论。可对个中应如何操作却一无所知。
此时，英之路透电报，法之哈瓦司电报，德之俄尔佛电报，俄之圣彼得堡电报已横行各国。
世界对东方的关注主要集中于中、日两国。
熊希龄最担心的是日本人，
他怕如果清廷不迅速成立通讯社，必被日本人抢了先。
虽然欧美更重视日本，但“欧人忌日袒中者甚多”，要利用好这块优势。
在这样的情况下，“苟有机关传递各种新闻渐次设法巧为抑扬”，便掌握了舆论的话语权。
“希龄等拟仿日本之意，纠集公私各股，专于日本、英、美、德、法、俄、奥、意八国，次第设立洋文杂志”。
设计每月出一册，“赠送各国政府官绅及各报馆”。
包括经费支出和使用方法、雇请主笔等都进行了安排。
接下来就是在上海设立“环球通报社”为枢纽，
“由日而美而英而法而德而俄而奥而意，次第开办”。
此“环球通报社”俨然有着通讯社的面貌，
然而，这个计划遇到资金、人力的问题。
熊虽作为湖南最早的报纸《湘报》创办人，
可搞定国际性质的通讯社，决非易事。
仅仅掌握各种语言的人员就是让人头痛。
1908年，比利时布鲁塞尔“远东通信社”进入他的视野。
这家通讯社的创办人王慕陶为清驻比使馆人员，
中国驻比公使李盛铎是王慕陶幕后的重要支持者和赞助人。
他们以国际和外交的报道襄助政府，与熊希龄想法不谋而合。
熊希龄与李盛铎既同属康梁新派，又随同李出洋考察宪政。
熊在政、经各界背景深厚，他的强力介入理所当然。
随后在比利时首都、俄国首都电信局以英文挂号登记。
通讯社虽然不需要纸张印刷发行等环节，
可当时的电报费用却是一笔不菲的支出。
民国时期，各大军阀一有主张就动不动“通电全国”。
通电全国是掌控舆论的手段，效果类似于今天在微博买头条或者买热搜。
大清出现的新媒到军阀熟悉，已是20年后的事情了。
清末电报贵的一个字要一块大洋，便宜的也得一毛多钱。
通讯社电稿应该也是如山的银子堆出来的。
作为私人名义下的远东通讯社，经费均系自行筹集，
这里面当然有“东三省总督暗中资助”。
熊希龄的原计划得到了东督及南北洋大臣们的支持承诺，
熊希龄想将远东通信社渐次推及伦敦、巴黎、柏林、圣彼得堡、维也纳、海牙等地，
巨大的资金需求，熊是当仁不让的主筹人。
熊希龄给东省等督抚的函请求“公款每月拨助五百金”。
熊希龄三仕东北，赵尔巽二任东督，是情分也是缘分。
奉天耿耿难释“新媒体”，亦瓜分危机所迫，亡祸在睫不得不为。
尽管，奉天助银数字至今莫知其详，但有人估计或许超万两，
王慕陶也曾两次亲到奉天，与熊希龄面议通讯社发展。
1911年，辛亥革命急风骤雨中，大清的一切转瞬凋为昨日黄花。
通讯社组织这一颇具建设性的海外话语实践，却长久耐人回味。
1911年，已离职奉省的熊希龄写信给张作霖：小心日本人搞“满蒙独立”。
其心拳拳，殷殷可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