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爲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在《現代性的後果》中主要從制度方面來講述現代性的特徵，同時具有很強的綜合性。
他將現代性的動力機制概括爲三個方面：
1、時間從空間中分離出來
前現代的社會，時間與空間是緊密關聯的，各種事件和計時只和特定區域有關。不同的地區有不同的歷法，傳統敘事也都各不相同。實際上，這就是人口流動性較低的狀態，許多人終其一生可能就待在一個地方。另外，前現代的時間是模糊的，社會的運轉不需要精確的時刻表，大多數現代人難以忍受的「遲到」在前現代並不是一個問題。
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大規模的協作需要更精確的時間；而 18 世紀後半期，機械鐘的發明與推廣，也讓其在技術上得以實現。日益擴大的市場則讓人與物跨越更遠的距離，時間也就此從特定空間中分離出來，成爲一個國家乃至全世界所共用的系統。這一時-空轉換最終在 20 世紀得以完成，其標誌就是全球統一的標準化日曆。
人、物、信息越來越便捷的流動讓時間與空間分離得越徹底，在當下，我們可以明顯感受到全球絕大多數地方都在同步發展。這時再回看歐洲將蒸汽機商用、美國建國之時，中國仍沉浸在乾隆盛世中的對比，便能真切體會到時間的變幻。
這種「時間虛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空間虛化」的前提，空間（space）逐漸從地點（place）分離出來。列車時刻表正是這一變化的典型產物，抽象的時間與抽象的地點關聯起來，成爲一種標準。如今的互聯網更是如此，我們甚至可以直接進入一種完全虛擬的空間。
時-空分離可以看作是現代社會的基礎，它使得吉登斯所謂的「脫域」得以實現，同時爲現代生活提供了更廣泛的連接，並且建構了人類整體性的歷史。
2、脫域（disembedding）
「脫域」這個術語是吉登斯對現代社會關係變化的高度概括：社會關係從地域性的互動中脫離出來，跨越無限的時空進行重構。
他提到了兩種典型的脫域機制：象徵標誌（symbolic tokens）與專家系統（expert system）。
象徵標誌，即某種傳遞信息的媒介，是高度抽象化的，與特定場景下的人與團體關係不大。典型的例子便是貨幣，它使得社會中各種各樣的東西，無論是實物、勞動力，還是創意、思想，都可以抽象成一個數字，以便進行便捷的交易。除此之外，還包括普遍的法律、標準化的合同等等，其背後都體現了一種更廣泛的連接。
專家系統我們就比較好理解，即由技術成就和專業隊伍所組成的體系。映射到實體，如醫院、學校、交通等，我們接觸專家系統，往往得通過具體的代理人，如醫生、教師等，但我們並不是信賴某個具體的人，而是背後的一整套抽象知識體系。這與韋伯所說的「世界的除魅」類似，這些抽象體系的細節我們並不完全清楚，但理性與科學的深入人心讓我們對其的信任得以建立。
任何一種脫域，其成立的前提都有賴於信任機制，這也是非常現代的產物。吉登斯對其有較爲深入的剖析，這一點之後再說。
3、反思性（reflexivity）
反思性，也常翻譯成自反性、反身性。在社會學的意義上，即社會實踐不斷地受到關於這些實踐本身的新認識的檢驗和改造，從而在結構上不斷改變着自己的特徵。其實可簡要概括爲認知與行爲的不斷互動、改變。
在宏觀層面上，社會學本身便處於這樣一種反思性的變化中。如之前我們討論過的社會分層理論，與很多人想要實現階層躍遷，就有密切的關聯。在個人層面上也是如此，比較典型的是心理學理論。
這些都建立在現代理性之上。懷疑與批判，拉開了啓蒙的序幕，也讓舊有的信仰崩潰。在反思性的影響下，知識已不再是確定之物，我們的認知與所處的環境一直處在變化之中。這一方面給我們的社會與生活帶來了活力，另一方面也讓我們難以把握這個世界，從而喪失前現代社會的穩定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