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老了，总喜欢回忆过去。前几天，96岁的老父亲总是缠着我要我带着他去寻找已经失联近80年的“老东家”——解放前店口七里村一个姓蒋的大户人家。
这简直是给我出难题。80年过去了，沧海桑田，世事变迁。不要说“老东家”的后代是否还在七里，老房子是否还在？！就是整个七里村在改革开放的四十多年中已经是大变样了：拆旧建新、道路改造、村名演变等等，都已经找不到以前的痕迹了。但我知道，这是埋在他老人家心底的乡愁。它丝丝缕缕地撩拔他一直安静的灵魂。
我一推再推，不想与他前往。最后，他叫上我外甥女。晚辈就与他一同开车前往。
天呐，让人惊奇的是，这户老东家居然给他们找到了！看来，人与人之间的缘分都有命定。假若那天我父亲老东家的后代不来七里（他们已经定居在店口）给老地主的儿子做“三周年”祭奠，那我父亲可能永远找不到这户人家，深藏在父亲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愫也无从破土发芽，漶漫开来。我也不会有兴趣写这篇文章。
但让我疑惑的是：有一种什么样的内驱力让老父亲心心念念地一直怀念“万恶的旧社会”里的一个地主家庭？
其实，在古老的中国，口碑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无影无踪，但无时不在。这无关政治，也无关地域。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积淀下来的传统文化的内涵之一。尤其是在封闭而寂寞的中国乡村，这种传承更为理所当然。百姓的口，谁能管得住？他们可以吃不饱饭，但你限制不住他们一致认同的传统的东西。
中国的南方，尤其是我们江浙皖一带，文化积淀深厚。历史上又远离中国的政治中心。鱼米之乡，丘陵地带，小桥流水人家，自成一统。许多旺族他们有自己的家规、族规。而老百姓也基本上都是安居乐业，顺着几千年来立下的一种无形道德规范来做人做事。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都沿着“三纲五常”、“耕读传家”的生活轨道，一年年、一代代或继承祖上大片土地和家业，或世世代代给地主家做长工，养家糊口。而我父亲就是属于后一种。但无论你是地主出身还是长工出身，他们都喜欢泥土以及乡间风物，也理解和懂得稼穑艰辛和穷人困苦。所以，対于穷人来说，耕，自然是立命之本；对于富人来说，读，则是修身养性。
据父亲说，要说解放前的地主没有剥削我们做长工的，那是没有道理的。但地主也有好坏之分。这与人性有关。尤其是我们江浙皖一带，因为有传统的道德规范着所有人，所以，绝大部分地主心地是善良的，恶霸地主是少数。我父亲说，有的地主人家自己非常节约，他的几亩薄田是靠牙缝里挤出来的。他们的财富是省吃俭用买田买地集聚起来的，而且也非常低调，不显摆。
在古老的中国乡村，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一个富人身边，总有几个、十几个甚至是几百个穷人。约定俗成的概念里，穷人是给富人干活的，富人是靠穷人来养活的。后来我们被告知那叫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但事实上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关系，并不像概念那么冰冷。尤其是我们江浙沪皖一带，由于地域关系（不是穷山恶水）以及传统道德约束，在古老的乡村这一人情世界里，一个地主受到的各种牵制太多，更何况有些佃户还是地主的亲戚或长辈，你无论如何也拉不下脸，逢年过节地主还要给他们送礼致谢。我父亲说，他那位七里的老东家平时对他很好（当时我父亲只有十五、六岁），不仅让他一日三餐吃饱，地主家桌上有肉时，东家肯定亲手夹给他吃。过年时，还让他带一担年糕、米、粽子、肉等生活品回家。
上次我为了写我的高中历史老师“蒋仲发”一文（见我《人生没有荒凉地带》一文），特地去浬浦盘山村采访。当问及蒋老师家族一事时，有位老爷爷告诉我，蒋老师家祖上是一殷实的大户人家。在尊祖父手里开始，已经有500多亩良田。但不管家族如何殷实，他们的家族一直都是注重节约的。从尊祖父开始，他们家族平时经常吃萝卜丝饭。而且祖训规定：不管以后自己的家族有多富裕，所有族人年夜饭必须吃萝卜丝饭。在他们家族里，萝卜丝饭已经是上升为一种“节约”的理念，一种传承家族家训家规“行善积德”的载体。这是一种用心良苦的“忆苦饭”。
所以，那时江南一带的穷人和富人实际上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识字和不识字。假如你刻意要走进他们的生活，你会发现，富人的生活大体并不奢侈，而穷人的日子也并非想象的那么缺乏温饱而没有尊严。就像我父亲与他老东家的儿子，他们年纪相仿，平时也相处得较好。但地主的儿子有书读，而我父亲却因读不起书而到现在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但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无论你是否读过书，我父亲说，那时他也多么想读书，因为家里穷，只有早早出来打工。但他说，他也很尊重有文化的人，对文字也有一种敬畏。因为老东家一直在教育自己的家人应该敬惜纸字，不可随便扔弃有文字的纸张和器物。老东家家里的一张过期的旧报纸，他家三个儿子一个女儿读书过的旧书，写过字的纸条，老东家吩咐我父亲必须保存好，到时统一送到土地庙焚化。我想父亲的这种敬惜纸字、尊重文化人的意认，就是在老东家家里潜移默化地慢慢养成的。这种潜在的价值观，在这块数百年来远离政治、相对平静的江南平原上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
父亲12岁时我的爷爷就去世了。家里他是老大，为了生活，他就与我奶奶一起挑起养家糊口的重担。他12岁开始外出“做长年”，直到1949年解放为止，他一共给4户地主人家做过长工。他说，人性有善恶之分。这四户大户人家其中两户对雇佣工是一般的平平常常的你给我打工，我给你饭吃，过年过节给你发工钱；他说有一户地主人家对他很不友善，克扣工钱，给他馊饭吃。不到半年他就离开了。只有这蒋姓大户人家对他特别好，给他好吃的，有时还把多余的旧衣服送给他穿，过年过节让他带着东家送的东西回家。我想，这就他八十多年来内心无法割断的一种情愫：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2021年6月16日上午写于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