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喜欢花草树木，尤其是一些大树或古树，更存有一种敬畏之心。
昨天傍晚去学校开车，发现孝坤楼后面一些大树被砍掉了22棵之多。这些大树小的至少穿心（直径）有30公分以上，大的达50公分以上。惋惜之情瞬间涌上心头。后来，去问了学校保安，他们说要建一个教师停车场。
虽然被砍掉的树不是古树，也不是名木（我特意去看了一下被砍掉的村木，其中有20年以上的杜英11棵，还有两棵有四、五十年树龄的梧桐树）。但对于我这个偏爱花草树木的人来说，有种说不出的感觉。总觉得可惜了…
这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的家乡一件打架之事。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诸暨至我们山下湖的石子公路开通。当时政府在公路两旁每间隔3米就种有一株高约1.5米左右的树苗。暑假的一天傍晚我收工回来，看见有个比我小几岁的男孩在公路边放牛，但牛一直在糟蹋路边的树苗，小男孩视而不见。我走过去说：你管好自己的牛，它把树苗都折断了。他斜着眼恶狠狠地对我说：管你屁事。这下我就更气了，上去牵他手里的彊绳，他不肯给我，还推了我一把。这下，我素心也不讲理了，上前就一拳打在他的左颌骨上，再把他打翻在地一阵撕打才解气。
每个人的生命里都会有一些难以割舍的人与事。故乡，曾经是我小时候栖息灵魂与双足的地方。对我来说，最能牵动我的故乡之物，除了河江里的鱼，就是洋桥边的三棵古樟树和银河江边的那一排排一人能合抱的大杨树。它们都有几十米高，不仅是我孩提时代嬉耍的好地方，给了我昂扬挺拔的斗志，也见证着古老村庄几百年的历史；而当我日后离开故乡时，它又是那样温情脉脉，常常成为我的梦境。
回想起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曾经在家乡的古树下乘凉、钓鱼。白天在高温烈日下收割水稻插种秧苗，唯一盼望天早点暗下来，吃了晚饭后可以来古树下听老人们讲历朝历代的故事。工作后回故乡时，故乡多枝桠的古樟树和挺拔的杨树早已消失。连同那小时候看起来宽阔清洁的“银河江”也变成了另一个“虎跳峡”。
没有树，土地会失去灵魂。在我眼里，一个村庄，一个校园，甚至一座古城里的那些古树的价值，无异于方尖碑之于协和广场，埃菲尔铁塔之于巴黎，即使是出于审美或者某种心里层面的需要，它也应该永远留存。
“傍百年树，读万卷书。”可叹的是，和许多珍爱家园的朋友一样，我们能破万卷书，却无力护住这百年树。
前几个月，去乡下一亲戚家走访，看到他的庭院里有一棵手臂那么粗的杜鹃树，上面盖着遮阳网。他对我说，这棵树是从山上挖来的迁植到这里的。他还跟我说，山上挖来的野杜鹃树比较难成活，迁植后一般要看三年，三年后成活了才算真正的活了。（据说银杏也这样，但银杏成活率比野杜鹃要高）。这个亲戚还对我说，半年前，他们在东阳和诸暨交界的山上看到了一棵大腿粗的野杜鹃。随后，他们雇好人力与汽车、挖机等一同进山。但在回来的路上被东阳当地政府部门截获。最后，罚款5000元，树留下走人。那次，他说亏了近万把块钱。但如果偷挖成功的话，他说，少说也可卖五万块钱。
俗话说，人挪活，树挪死。现在有些人热衷于到处盗挖倒卖大树古树。这些古树的死亡率很高，即使侥幸活下来的树，也只留下光秃秃的树干，成了“断头树”或“骨架树”，身上还挂着瓶，早已没有了当年枝繁的万千气象。
还记得10年南京的那位“季挖挖”官员吗？那时，我正在苏州游玩，当我听到这位曾经南京的一把手轻易下令把民国时期种下的几千棵法国梧桐削足斩首的消息时，我真的是惊呆了。这对多灾多难的南京城来说，无疑又是一场灾难——不只是生态灾难，也是人文灾难。
将心比心，我能理解当时南京市民失去大片梧桐树的悲伤之情。我也是非常喜欢法国梧桐。记得在学校行政楼二楼政教处办公室时，窗外有一株树龄约30年的法国梧桐，从春天发芽到5月开花，再到10月结果，11月落叶我一直在见证着。但我喜欢枝繁叶茂、野蛮生长的感觉，但与城市行道树里的梧桐树一样，一到冬天，花木工陈师傅就把枝桠剪掉，成了光秃秃的的主杆，看上去很不舒服。从2011年开始，我与陈师傅商量，能不能不剪这几棵梧桐树，让其自然生长，一则，看起来更茂盛，另则，天热时可以给老师学生（尤其是上体育课时）给以荫庇的凉快感觉。此后，四、五年时间里一直都没有修剪，每棵树的覆盖面达到40平米左右，我的办公室窗前也变成树影斑驳。但从去年开始，两株行政楼东面的法国梧桐又被修剪了！
在中国每一个古村落或历史悠久的校园里，古树已成为一种历史积淀和文化内涵。我们应存敬畏之心。
2021年7月6日上午写于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