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薄西山(六)

2019年暑假,我回国。最初的计划是这样的。

那时,八十五岁高龄的父亲,头脑清明,身体硬朗,刚刚完成了公交加徒步丈量青岛的任务,精神健硕地回到哈尔滨。M姨又比父亲年轻十几岁。两个人喜笑怒骂地过了三十几年,看情况,可以继续相爱相杀到父亲生命的终点。照顾他们的工作暂时还可以往后排。

迫在眉睫的是母亲。那时母亲已经明确地处于阿尔茨海默病轻度向中度的过渡期,再让她任性地独立生活,必然是死路一条,而且,可能还会陪上邻居们的命。姐姐一如既往勇挑重任,搬到南昌照顾母亲。头几年里,我们姐妹早已做足了功课,我这种本本主义者更是读了好几本关于阿病的中英文书,深知照顾阿病患者是件旷日持久、极容易使人崩溃的事。所以,商量的结果是:在父亲不需要照顾的时候,我和姐姐交替照顾妈妈;等父亲也需要照顾时,姐姐主攻母亲,我主攻父亲,扛不住时,换防,毕竟母亲和父亲折磨人的方式不同,就好像做语文题累了换上数学,也是一种休息。

当然,2020年爆发的新冠疫情改变了一切计划。可这是后话。2019年的夏天,按原计划,我回国后先稍稍花了点儿时间安顿了一下父亲这边,便按计划到南昌临时接替姐姐陪伴母亲。

父亲对我赴南昌照顾母亲的“孝行”大力支持并四处传扬。

他对我说:“你不用担心我,我的身体硬实着呢。也不要想着我会嫉妒,你照顾你妈,我这心里比你照顾我还高兴。”

跟亲戚朋友们,他一边得意自己养出来的闺女是个“大孝女”,一边又难免心疼糊里糊涂的母亲对女儿的折磨,逢人便说“虽然照顾母亲是应当应份的,但那个老疯子也是把我的闺女们累坏了。”大概说多了顺了口,有一天居然在给姐姐的电话里也对母亲用上了“老疯子”的称谓。姐姐是货真价实不带引号的孝女,平时很少跟父母对嘴,再加上事出突然,竟被三个字打懵,不知如此反击。放下电话才回过神来,气得浑身发抖,跟我和妹妹在微信里吐槽。

我打电话问父亲:“你是不是叫我妈‘老疯子’?”

父亲理直气壮:“她可不就是个疯子!”

我:“我妈不是疯子!她这叫阿尔茨海默病!退一万步,我妈就算是疯了,你当着我们的面叫我妈老疯子,你想没想过我们心里难不难受?!”

父亲有点儿理亏,但绝不认帐:“我怎么知道你们难不难受?!”

我嗷嗷叫:“我难受!我难受!我难受!你要嫉妒我妈你直说,你干嘛拐弯抹角骂我妈,挑拨我们母女关系?!”

父亲宁死不屈:“我没骂你妈,你妈现在就是疯子。”

我直接挂断电话,三天没理他。按以往的斗争经验,这一招一定会好使。当然,让父亲低头认错是不可能的。冷了他三天后,再打过电话去,父女俩谁也不提吵架的事,只说哈尔滨天气如何?南昌仍然热得人想死。父亲言和语顺,女儿插科打浑,真是父慈女孝,外表和气内里一肚子鬼胎。“老疯子”的称谓竟也就此绝迹了。

那时,母亲仍然处于想尽一切办法赶走女儿重返自由生活的状态。在阿症的作用下,她可以吃完了我做的饭后,用异常平静却异常刺骨的口气告诉我:“你是你爸的女儿,我和你爸离婚了,你我之间就没有关系了。你别惦记我的财产,我的房子我的钱,一分钱都没有你的份,你想惦记钱,就惦记你爸的钱去。”

阿症俗称老年痴呆,但这病有一个神奇之处。病人别的事糊涂痴呆吧,但在让别人难受这件事上,病人个个都是绝世高手。针对不同的亲人,他们有不同的说辞,确保打蛇打七寸,一剑封喉。姐姐好强而且孝顺,母亲对姐姐便会使出大哭大闹的招术,骂姐姐想逼她早死好自己快活去。但母亲对我却从不高声大气,遑论哭闹了。可她说这种话,对我是比哭闹还恶意的伤害。

她在讲这类话的时候,表情冷峻,口齿清晰,完全没有糊涂相。如果不是对她的病症早有准备,我可能会破口大骂,打包走人。但如果说因为知道她的病,我便能对这种话完全免疫,那也是太高估我自己。夜里躺在床上,心里会忽地一翻腾,想,那话里有几分真情几分病情?这念头一转,眼泪就涌上眼眶,便赶紧安抚自己:她不过就是故意气你想赶你走,不要中了她的奸计,赶紧睡觉,睡觉。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母亲的又一次意外。她又在自己的房间里晕倒,这一次竟摔得头破血流,叫了120送了急诊住院。姐姐的休假不得不提前中止,赶回来和我合力照顾住院的母亲。这次意外,让母亲不再闹着赶我们走了,她大概的的确确意识到,如果当时不是我在家里,她这次摔倒的结果就真的跟那位在家里烂了七天的同事一样了。

与此同时,妹妹通过朋友的帮助,意外地拿下了母亲楼上的一间出租房。这简直是天赐良屋,既可以方便地照顾母亲,又可以和母亲保持各自的私人空间。

意外摔倒加上意外租到楼上的房子,促成了另一件大好事。母亲终于同意我和姐姐重新装修她的住房了。

母亲的住房也是学校早年分的房子。八十年代建的旧三居。和父亲一样,母亲也视装修为大敌,死也不让装修。母亲是个非常勤快整洁的人,屋子里表面上倒也还保持得干净。但和大部分那代人一样,母亲也是不肯扔东西的,一个线头也是有用的,于是陈年杂物塞满橱橱柜柜。最糟心的,是基础设施大半坏掉了:浴室地面的防水坏了,稍不留心水就渗到楼下去了,洗澡只能蹲在老式的小浴缸里;太阳能热水器年久失修,时常洗着澡就没热水了;厨房的上下水一起坏掉,洗米洗菜洗碗都得去卫生间;电路老化问题和父亲那边一样……这些现代人无法生存的致命伤,对母亲来说都不是问题,她全能找到对付之道。在她眼里,我住的是教授享受的三居室,我这条件简直是在天堂里——她的参照物是她童年的生活条件。

母亲拍板同意装修那一刻,我和姐姐欣喜若狂,妹妹在北京载歌载舞,真是普天同庆。为了防止母亲反悔,我和姐姐以最快的速度把母亲搬到楼上出租房,冒着三十几度的高温,连夜清理楼下房间。趁着夜黑风高,把母亲可能记不清的陈年破烂一趟一趟扔到别的楼前的垃圾箱——如果图省事扔在自家楼前的垃圾箱,第二天一早母亲出门散步看到,一定会再捡回来。白天谈装修队,夜里扔东西,连干了几天,累得浑身没一块肉不疼,总算大致清理好了。请了个搬家公司把母亲惦记的东西搬到楼上,在母亲还没反应过来时,“黄大锤”们就把母亲的房子砸了个稀巴烂。

装修在十二月中旬接近尾声,我完成了第一阶段的陪伴,丢下姐姐回加拿大和家人过圣诞和新年。约好过了春节,我回来接班,姐姐去新西兰旅游。

然而,新冠疫情全球性爆发,我回不了国了。但那时,像所有人一样,我还抱着疫情三、两个月也就过去了的幻想,整天里在网上看热闹打嘴架。

2020年6月,M姨生日那天,父亲去赶早市,买了些吃食要回来给老伴过生日。不想回来的路上摔了一跤,也叫了120。所幸都是皮外伤,血流了不少,眉头缝了几针,但CT下来,没有内伤,当天就回家了,可怜M姨大好的生日都耗在了医院里。

父亲不想告诉子女,跟我通电话时还在谎称平安,被M姨一嗓子喊破。M姨抢过电话和我大声控诉“魔鬼”的恶行:“自从你去年去南昌照顾你妈,你爹就把你们母女的合影摆在床头,别以为你爹打的什么主意我不知道,跟他结婚这么多年,他啥时候跟我一心一意过?能过过,过不了就离,我有什么怕的。这下摔伤了,走不动了,才想起来我的好。呸!什么嘴脸!”

我很能想出父亲的“嘴脸”。父亲是那种好事做尽,坏话说绝的人。比如他觉得自己二婚又要养老爹又要养闺女,花销很大,便给自己定下规则,婚后M姨的工资一分也不须交家用,全归她自己处置,家里一切开销都从父亲的工资走。婚后三十几年他也的确说到做到。但由于他把自己这规则到处说给人听,便把好事变成坏事。惹得M姨生气时便骂:“谁图你那几个破钱?嫁你的时候,你穷得连个彩礼都没有,去老家接你爹回来,还是我爹出的路费。你个没良心的,跟你结婚这些年,哪一年我不给你置办几套新衣新鞋?”父亲也回骂:“谁稀罕你买的那些破衣服?死难看的,还年年买,谁穿得过来?尽搁柜子里落灰!”

熟悉了他们居家的套路,我倒是不担心M姨会趁父亲之危,丢了他跑路。M姨的心地毕竟是善的,父亲也绝无与母亲破镜重圆之意。退一万步讲,就算父亲有这心,我第一个不答应,他和母亲在一起,是女儿们的灾难。

但我倒真是有些担心父亲的健康。疫情期间,风闻了几起父母病危,海外游子千辛万苦抢到回国机票,却被十四天隔离搞得阴阳两隔。我也着急,开始找机票。那段时间,航班时不时停飞,时不时熔断。买到一张机票,临行前半个月航班取消,最终,终于在九月中旬成行。隔离半个月后,在国庆节前回到了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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