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以农业立国，粮食即是百姓生活的首要物质，也是治国安邦的首要任务。在明代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之前，官员俸禄也都是以粮食计算，直到现在，一些农村的耕地租金也习惯以粮食折价。
作为粮食储存的仓库，显得尤为重要，不但做为粮食的容器存在至今，有时还成为文化的载体留存下来。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有首《楚茨》诗，就有写到粮仓的句子“我仓既盈，我庾维亿”，描写了粮食堆满仓庾的丰收景象。
古代管理国家粮仓的机构叫“庾司”，掌管国家粮仓的官员叫“庾吏”，“庾”的原意就是露天的谷仓。粮仓中的粮食会因斗在装粮时的多寡而出现损益，常说的地主“大斗进、小斗出”的剥削手法秘密就在这里，这为庾吏的腐败行为提供了空间。
《太平广记》记载：唐朝时，庾吏为了巴结一些朝中要员，由仓库的差役将其俸禄直接送至家中。一次监察御史李畬不在家，其母收到仓库差役送来的俸禄，重新称量后发现多出了三石。李母询问原因，知道是庾吏为了巴结儿子，在装禄米时尽量多装，直到实在装不下为止。李母又问该付差役多少车脚钱，差役坚决不敢收，说上司交待，凡是给御史家送禄米绝不许收取车脚钱。李母顿时生气了，退还了多出来的三石粮食，并按市场价付了差役车脚钱。李母此举，意在教育自己的儿子。李畬知道后，问责了相关仓库管理官员，对他们的腐败行为进行了严惩。
由此可见，仓库管理官员公正无私至关重要。朱熹在仕途的第一任——同安主簿任上，视察粮仓时，就在粮仓墙壁上，题了一首与仓库管理官员共勉的诗：
度量无私本至公，寸心贪得意何穷？
若教老子庄周见，剖斗除衡付一空。
在朱熹看来，用于度量的斗和衡（称）是至公无私的，有私心的只是人的贪欲，而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如果做到老子庄周说的没有私心，可以砸烂斗斛、折断秤尺了。
朱熹五岁始入小学，在父亲朱松的教育下，从小就接受了儒家传统文化的教育。绍兴十八年（1148年），十九岁的朱熹考中进士。 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朱熹来到仕途生涯的第一站——同安，任同安主簿。在儒家文化浸染下，朱熹深知公心对官员从事政务的重要性，朱熹的《题米仓壁》诗，奉劝仓管人员要象度量衡一样大公无私，不可循私舞弊；并引用老庄的观点，教育管理人员要自觉摒弃私欲。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公”是一个很高的境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礼记·礼运篇》的名言。朱熹也说过一句有关“公”的名言：“官无大小，凡事只是一个公。若公时，做得来也精采。便若小官，人也望风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来做去，也只得个没下梢。”朱熹说的意思是，为官不在大小，而在于为公，如果为公即使再小的官，也受人尊敬，反之，哪怕当了宰相，也跟没了下半截的马鞭子一样，没有个好结果。朱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他一生仕宦生涯中，始终坚持“凡事只是一个公”，做到公私分明、一心为公、克己奉公。
至于何为“公”、何为“私”，朱熹是这样说的，“将天下正大底道理去处置事，便公；以自家私意去处之，便私。”朱熹认为，“天下正大底道理”就是“天理”，“自家私意”就是“人欲”。为此，朱熹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念，要求人们保存心中本具的天理，消灭人的过度欲望。
公私之间，有人是这样区分的：大公无私是圣人，公而忘私是贤人，先公后私是好人，有公有私是常人，先私后公是小人，损公肥私是罪人。对于每一个追求正能量的人来说，要树立“凡事只是一个公”的理念，尊崇圣人，学习贤人，争做好人，提升常人，远离小人，惩治罪人。
近几年来，粮食系统频发重大腐败案件。每一个党员干部应引此为戒，从朱熹的《题米仓壁》诗中汲取智慧，树立“凡事只是一个公”的理念，做到掌权为公、用权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