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衆：zhòng，衆。
共：音“gǒng”，即爲“拱”，簇擁之意。
孔子說：治理國家要以道德原則作爲準繩，這樣就會像北極星那樣，在自己的位置不動，發光發亮，旁邊的星星都簇擁着它。
此章爲《論語》第二篇“爲政”，通篇講述孔子關於國家治理的政治思想。
孔子在這一章中以北極星作爲例子，來比喻“憑藉德行治理國家的人”，德行即“光”。想象一下，茫茫荒原，漆黑一片，黑暗中有某一處光亮大作，於是身處黑暗中的人都不自覺地簇擁過來。
這不同於秦國變法家商鞅的“嚴刑酷法”，嚴刑酷法是事前制定嚴格的法規約束人的行爲，事後以嚴厲的懲戒措施來懲罰違法的人，變法所涉及的“連坐”的制度還會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
不難想象在“爲政以德”和“嚴刑酷法”之下人們的生存狀態，後者要比前者壓抑得多。
在當今，全面依法治國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此“法”與商鞅之“法”的差異不言自明，僅從其制定的背景來說，當今的“法”是民主集中制度下形成的不斷進步、不斷完善的法，而商鞅的法則是封建統治者爲了駕馭下民而制定的“法”。高下立見。
當今的“法”與“爲政以德”之間有什麼聯繫呢？這其實就涉及到法律和道德的關係問題，簡單來講，把法律看作成文的、具體的、最低限度的道德要求應該不算過分。法律涉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道德卻經常只被當作某些價值判斷。從運用的廣延來說，“依法”比“以德”範圍更廣。
另外，道德是人們在長期的社會生活中發展起來的約定俗成的價值標準，相比法律來說，往往不成文、不夠具體，存在更大的關係羣體、地域劃分、歷史時期等等因素影響的差異。這也是我們當今更應強調“全面依法治國”的原因之一。
那麼是不是可以說“爲政以德”這一論斷沒有價值呢？當然不是，畢竟在面對現實生活中的具體問題時，普通人更多做出的是直觀的價值判斷，而不是查法條看其有無挑戰法律法規，很多事情也未必總能上升到法律法規的層面。這一“直觀的價值判斷”其實就更接近“道德”的概念，這一概念就長期生活在同一語境中的人來說想必大同小異。
也就是說，道德價值的判斷通常是直接的。我們的問題就變成了如何更準確、更良善地做出道德價值判斷？這就得從“學而”篇開始講了，在此按下不表。
孔子所言，雖是“爲政”，哪裏有僅是“爲政”？
“政”者，“正”也，使不正之事得以“正”。在古代，上至一國之君，下至一家之主，都免不了遇到判斷是非對錯的時候。“爲政”一詞的意思，也可以簡單理解爲確定什麼是正確的事情，做出正確的價值判斷，這一判斷符不符合民衆作爲“一般人羣體”的共同期望（當然，古代統治者似乎並沒有也不需要太在意民衆的共同期望）。
“德”者，“得”也，得民心而不與其良善初心相悖，亦即前文所述之“共同期望”，又或者僅就個體而言，沒有背離自身的良善初心。依然得再次強調儒家的思想體系中，人性本善。依從本善來進行價值判斷，那便可以“得”。可以說，“德”既是起因，也是結果。
朱子在《四書章句集註》中就本章註解“爲政以德，則無爲而天下歸之”，如果治理國家的人所做決策本就是民心所向，又何須嚴刑酷法來約束限制呢？
以上所言，主在“爲政”，但“德”又有自修之意。加之“居其所而衆星拱之”這一畫面，實在很難不讓人想到魯迅先生的句子：
願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裏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後如竟沒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陽，我們自然心悅誠服的消失。不但毫無不平，而且還要隨喜讚美這炬火或太陽；因爲他照了人類，連我都在內。
當年許多魯迅先生一樣的人，如星星之火；如今“出了太陽”，我們也決計不能忘了當年炬火，“還要讚美這炬火或太陽”。此外，無論何時都不應該忘記，自己是本可以發光，也應當在必要時候發光的。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