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的時候，李先生和陳先生把他們稱作德先生和賽先生。把德先生放在前面，可見這些先驅們還是更看重德先生的。
習先生說各個國家的德先生不同，這是毫無疑問的斷言。因爲不列顛的就和美利堅的不同，大洋洲的和楓葉國的也很不同，即便都在一個女王的領導下。所以我相信，適合本國國情的徳先生纔是真正接地氣的好先生。
就像稱一種動物是猴子，那它們必須具有猴子的特徵，就像稱一羣動物是人，那他們的也應該具有直立行走、會使用工具、有自己的語言等共同特徵一樣，不能說不同的德先生就可以完全沒有共同之處。要是把老虎說成是具有喫人特色的猴子，或者把長着角的鹿說成是更適合圈養的馬，那就有點彷彿是趙高迴歸、往事越千年了。
革命先賢在他們那個時代浴血奮戰去追求他們的的德先生，是爲了自己的權利，他們可以上街，可以喊口號，甚至如陳先生一樣辦自己的《新青年》、如毛先生一樣辦自己的《湘江評論》，並以此作爲自己的陣地，爲革命貢獻着力量，對於他們的豐功偉績至今讓人難忘，即便是現在已經絕不可能再沿着他們的足跡重走一遍人生路或長征路，也值得後世景仰。
國家間的競爭，本質上也包括了不同德先生之間的競爭，畢竟胡先生也說過類似新三民主義的話。但是至少有一點，你得讓人說話纔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