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孝通說：“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傳統中國的基層文化，很大程度上屬於鄉土文化。
鄉土文化即鄉村文化，只不過中國的鄉村絕大多數與土地緊密聯繫在一起，鄉下人離不開泥土，因爲在鄉下住，種地是最普遍的謀生方法，所以用鄉土文化來描述更爲貼切。
當談到中國的鄉村，我們聽聞最多的莫過於鄉村生活，不論一箇中國人是否在鄉下住過，單通過聽中國的神話傳說，學習古文詩歌，就不會對鄉村生活覺得陌生，如牛郎織女，陶淵明的《桃花源記》以及魯迅筆下的故鄉，況且對於許多人，不論是我們還是祖輩父輩，都有過鄉村生活的經歷，中國是從具有鄉土本色的過去發展而來的。
除了鄉村生活，還包括鄉村的地理環境、鄉村的經濟等內容，構成了我們所熟悉的“鄉村印象”，然而，費孝通在《鄉土中國》裏所重點闡述的，用他的話說是：“這裏講的鄉土中國，並不是中國社會的具體素描，而是包含在具體的中國基層傳統社會里的一種特具的體系，支配着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我把它理解爲鄉土文化。
是什麼樣的一種特具的體系，能夠支配着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呢？我們會想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倫理道德、禮治秩序等內容，儒家的仁義禮智信等做人的準則。
如今的中國的社會生活依然深受它潛移默化的影響，但是這些行爲規範，很大程度上形成於中國的鄉土社會。
中國鄉土社區的單位是村落。中國的文明源於兩河流域，在封建社會的歷史更迭中，以農業文明爲主，村落的分佈呈分散性，因爲小農經濟精耕細作、自給自足的特點，不需要太多的合作與交流，村落與村落之間實際上有比較大的隔離，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會圈子，中國的鄉土社會人員的流動是較小的，是一種“生於斯、死於斯”的穩定社會，一個村子的人數可能也就幾十戶或者更少，但是這種穩定的社會基層形態卻有典型性，由於處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沒有什麼外界的干擾，處在一個比較穩定的圈子裏，慢慢的就形成了某些“特具的體系”，這種“特具的體系”構成了所謂的鄉土文化。
在鄉土社會中人們是相互熟悉的，因爲一個村子裏日常接觸的也就那麼一些人，就如同《紅樓夢》裏的大觀園，平常大家都是看慣了的，人與人的空間距離很小，只要聽到了對方的聲音，也就知道了是誰，因此，鄉土社會中很少用文字，文字只是作爲表達意思的一種工具，在這裏用語言和幾個肢體動作別人就能深諳其意，在一個缺少對外交流的社區裏，使用文字就沒有了太大的必要，所以我們看到鄉下人不識字是有其緣由的，並不是因爲他們愚鈍，。
人與人之間的熟悉產生了很深的默契和信任，在鄉土村落裏鄰居上門一般不會去敲門，只要喊一聲屋裏的人就知道是誰，而且來幹什麼也會略知一二。
如果有一人家的小孩在外面玩耍，路過的人就會注意一下，以防有遇到什麼危險。
有人出去幹活，衣服在外面晾着突然下雨，鄰里在家的就會幫忙收一下。這種事情在他們看來習以爲常，不需要事先的強調和告知，因爲彼此熟悉對方的生活狀態。
不僅對人熟悉，他們也對物“熟悉”，他們知道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需要鳴鐘報時才知道停止勞作，“一個老農看到螞蟻搬家了，會去田裏開溝，他們熟悉螞蟻搬家的意義”。從他們一生的經歷來講，他們也熟悉在哪個年齡階段要幹什麼，承擔一個什麼樣的角色。
鄉土社會中人們的這種“熟悉”來源於哪裏呢？來源於生活經驗的積累。這種積累而來的經驗能夠付諸實踐並行之有效需要一個前提，那就是處於一個變動很小的穩定的環境裏，人們的生活與工作只是簡單的重複，鄉土社會按照經驗來運行，這是它的一個基本的特徵。
鄉土社會的另外一個特徵是差序格局，這是從人際關係的角度上來講的，所謂的差序格局，費孝通在書中的描述，就是“一個人與其他人的關係就像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發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是有差等的，而且是波動的，與西方的“團體格局”不同，“團體格局”的界限很明確，比如拿家庭來說，西方人對家庭的定義是明確的，指存在生育關係的羣體，一般就是父母和子女，他們在“團體格局”中注重的是權利，你處於這樣一個團體中就能享受相應的權利，沒有處在這個團體裏，權利就不屬於你，西方人的子女獨立意識比較強，到了成年的年齡就開始自我謀生，他們到了十八歲，父母已經履行了撫養的義務，子女在這個羣體中的權利已經滿足，這種“團體格局”就把子女從家庭的一部分權利劃分出來。
而在鄉土社會，家庭是一個含糊不清的定義，可以指父母子女，也可以包括親屬中的兄弟姐妹，甚至家族宗親，我們稱之爲“大家庭”，鄉土社會在關係的邊緣界限是模糊的，而且是可以伸縮的，造成了人們對公與私，親與遠的劃分有了不同的標準，傳統中國的社會關係也變得複雜起來。
另外，鄉土社會是以血緣關係爲基礎的，中國在封建社會時期的皇宮貴族繼承實行宗法制，自上而下地決定了社會關係帶有很強的血緣基礎，根據血緣的親疏來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鄉土社會中人們常見的做法，而且這樣以血緣爲紐帶的關係還進行了延伸和拓展，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血緣本身，只要有比較深的交往，關係就會非同一般，即使相互之間沒什麼血緣關係。如此，中國的鄉土社會也就成了一個講交情，講關係的社會。
基於以上的兩個重要特徵，可以在鄉土中國中找到許多其他的鄉土本色來：在一個相對穩定的環境裏，人們依靠經驗來生活，而年長的人經驗一般比較豐富，所以長輩常常成爲權威的代表，形成了所謂的“教化的權力”,這種“教化的權力”經過長時間的延續就變成了“長老權力”；由於不需要應對什麼新問題，經驗在傳遞中也沒有太大變動，慢慢的約定俗成，形成了禮治秩序；差序格局形成了維繫着私人關係的道德，對人的標準根據對象是誰，與自己是什麼關係來衡量；血緣政治使得法律在鄉土社會的實踐過程中有了很大的伸縮和扭曲，造成“清官難斷家務事”。
總的來說，鄉土社會是一個相互熟悉，有差序，講人情，受禮教深深影響的變動很小的穩定社會。
穩定性有其自身的好處，它保障了種族的順利繁衍，符合人們生存發展的需要，但是隨着社會生產力的不斷提高，人口的不斷增加，不同的社區單位之間的交流變得越來越頻繁，鄉土社會所形成的固定秩序就遇到了許多阻礙，因爲它是以穩定，相互的孤立爲前提的。
在一個變動的社會里，相互之間的熟悉被打破，經驗也在不斷更新，血緣關係漸漸受地緣關係的衝擊而減弱，法律契約也被社會環境所需要，鄉土社會里原有的那一套就處處產生了流弊。
如今的社會是一個信息量急劇膨脹，變化迅速的社會，在這樣的環境中經驗固然重要，但是僅依靠經驗的累積已經無法應對層出不窮的新情況，它需要探索一種超越具體事物本身的抽象規律，這種社會下理性和科學的方法變得越來越重要， “文字下鄉”在過去沒有什麼必要，在如今卻有很大的必要，鄉土社會的空間隔離已經慢慢被打破，每一次外部的激烈變革都會深深震盪到原本穩定的生活環境，它也就變得不再穩定，這要求原來“安居樂業”的人們不能再固守一切傳統的金科玉律，而要去了解變化，在變化中求生存。
另一方面，血緣關係所維持的社會關係也發生着轉變，實際上人員的頻繁流動已使血緣關係有所減弱了，傳統中國那種“生於斯、死於斯”的鄉土情結已經沒有那麼深，商業的貿易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地緣政治，事業的重要性佔據了原本血緣的重要性。
在一個法制越來越健全的時代，禮治秩序也將變得不那麼適用，禮治和法治都是一種行爲規範，但兩者卻有挺大的區別，禮治是之前沿襲下來的，無論你覺得合不合理都得去遵守，而且是不容質疑的，法律雖也有淵源，卻是經過相互協商，帶有契約性質，建立在平等的基礎上。這些都表明瞭如今的社會是一個越來越理性的社會。
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傳統文化中仍然深深滲透着鄉土文化，費孝通提到的基層社會中那種“特具體系”依然影響着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鄉土社會”將離我們越來越遠，新的社會秩序會逐步取代舊的社會秩序，人們的思想觀念也需要隨着轉變來適應新時代，隨着科技的不斷髮展，必然會有新的“體系”來支配我們的生活。
當我們花了很多精力去探討中國的鄉土本色，也不得不思考從一個鄉土社會走向現代化社會的過程當中，我們應該如何去適應這種轉變，斯塔夫裏阿諾斯在他的《全球通史》的後記中總結到：“這些年來我研究歷史帶給我的最大感受，就是這個社會的發展實在太快了！”當大數據時代開始到來，互聯網從IT轉到DT，智能化變得可能，是不是已經開始架構起新的“社會體系”？我們應緊跟時代發展潮流，做好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