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陶行知提出了養成生利人物的“生利主義之職業教育”。受儒家“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的古訓影響，我國古代社會中長期以來讀書人是不敢言“利”的，儘管顏元做了“義利分”轉向“義利合”的論證與辨析，清代徽州商人中也有士人從商的潮流，但是大多數教育人與受教育人仍然想盡各種辦法避“利”而行。而陶行知受黃炎培之約寫了《生利主義之職業教育》，在《教育與職業》1918年第1卷第2期發表此文時，編輯爲了緩衝，特意加了個編者按道：“作者所謂‘生利’，當作‘生產’”，但縱觀全文，陶行知表達的其實就是“生利”，生有利之人、有利之事、有利之物。由此，陶行知在教育史上突破了舊有觀念，將教育與生利緊密聯繫在一起。
陶行知主張的生利主義職業教育，並未像儒家兩千年來深懷忌諱地掉進自私自利陷阱，而是聲明職業教育非爲生計，而爲利羣。生計需求的滿足是個人的權利，社會需要保障每個人的這一基本權利，但職業教育需要有更高的目標追求。陶行知所說的“生利”，不是指獲得個人利益，而是特指“發舒內力以應羣需”，即“利羣之精神”。以“利羣”作爲“生利”的價值追求和評判圭臬，“生利之人”非爲自私自利去謀求個人溫飽生存或奢靡物慾，而是通過爲自己生利，而實現爲社會和國分享，成爲國家和民族的建設者。
陶行知認爲職業教育的首要問題是有“正當之主義”。這也是1917年中華職業教育社發起和創立後聚焦討論的關鍵問題，有人提出，以職業教育解決當時衆多人普遍存在的生計問題，把職業教育的本質和目的定位爲“生活主義”或者“衣食主義”。陶行知認爲，這樣的“生活主義”失之於“太寬泛”，因爲職業是生活的一部分，從屬於生活。“衣食主義”又容易讓人等同於“學賺錢”，助長“自私之念”。陶行知認爲生利既可以是“生有利之物”來“以物利羣”，也可以是“生有利之事”來“以事利羣”，所以把職業教育定位爲“養成生利人物之教育”，以養成“生利人物”爲主要目的。
爲此，陶行知提出職業教師“以生利之經驗、學術、教法三者爲資格”，“以生利經驗爲根本之資格”，足資當下職業教育培養、挑選與評估“雙師型”教師參考。職業教育學生需要才能、興味“最適者”，“才能、興味皆最高則此業爲最適；因其最適而選之，則才能足以成事。興味足以樂業，將見學當其性，用當其學，羣與我皆食無窮之益矣。故能選最適之業而學者，生大利不難，豈僅生利已哉！”他警告說，學生若“擇事不慎，則在校之時，學不能專；出校之後，行非所學”，必然造成學生人生與學校資源的低效與浪費。以上這些觀點，更可爲當下職業學校招生參考。